在拥挤的人群中认出《生活时报》的人并不是件难事儿，关键是眼神——那种被称之为“诡异”的眼神。这其实是在离开《生活时报》多年以后大家才发觉的。
几年前，在《生活时报》工作过的人或被挖走，或是跳槽，逐渐分散在京城各家媒体中。而“山不转水转，你不转我转”的法则，让这些离开《生活时报》的“老人儿”们又有了重新成为同事的机会。新的单位，新的环境，新的身份，只有面孔和一段共同的记忆是熟悉的，于是在“新同事”之外，这份特殊的感觉全部化做了眼神——让周围观众惊愕的眼神，我将之定义为“诡异”。
1995年底，我来到正在创刊筹备的《生活时报》，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想把它干好。和我一起工作的是一群“工作狂”，经常是早上八九点钟就上班，然后溜溜地跑上一天，晚上六七点钟回来写稿，一直过了子夜再说，第二天又是如此。已经先把自己弄成了半“残”，谁也没有什么富余的经历，所以很少有是非。大家聊天的话题也都是某个稿子写得欠火候，某某标题起得太面，报纸要弄成这样怎么办？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的这张报纸忧虑着。
我是个呆子，是被《生活时报》流行语称为“农民”的那一类人。我想得不多，只觉得，大家都是为这张报纸而生，我也是，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生活时报》的人单纯，可以最大音量地笑，可以因为一个标题当面相互唾骂，可以任意地糟践一个人而不担心嫉恨。大家恣意地眉来眼去，用“诡异”传递信息。之后，所有人依旧乐意郊游时在一条“大通铺”上挤来挤去。
199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是令人难忘的，正是因为这届杯赛的报道，《生活时报》走上了她历史上的顶峰状态，成为北京报业的第一大赢家。当时的生活时报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整宿熬夜等比赛只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报纸进入印刷流程的时候，谁也不肯走，全都拥到隆隆的印刷车间，等着“热腾腾”的报纸从印刷机上出来，然后，再怀着神圣的心情目送着报纸打包装车离开自己的视线。熬了一夜的人们会扎在楼下的小饭馆门口，整屉整屉吃包子，外加馄饨粥油饼炒肝杂碎汤，食量大得惊人，只有残存的诡异眼神，还能让人有些文化人的联想。尽管大家的话题一直在讨论今天这期报纸会卖得怎么样，“世界杯”是否会成为《生活时报》走向辉煌的起点，但饭馆的老板却毫不怀疑，眼前的这群人是地道的“农民”。
《生活时报》并没有在巅峰之后走上另一个巅峰，人们纷纷离开。走了的和还留守的被称为“老人儿”。“老人儿”们的聚会，常常一来就是二三十口，对这个聚会，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席间，诡异的眼神飞来飞去，无比的轻松愉快。只是讨论的话题总离不了《生活时报》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之后，又总有人吃惊地感叹：离开了这么多年，大家的话题依旧难以改变。
后来，有人想明白了，说这种诡异其实是因为大家曾有共同理想，在超越巅峰之后，反而进入了一种不分彼此的状态，衍生为一种特殊的“亲情”。这种诡异实际上是传递一种“内核信息”的表现。我惊愕地看着他带有浓重专业色彩的概括。这个人大家都很喜爱，虽然他经常客观地总结《生活时报》的成败荣辱，然而他却总是把第一时间内关于《生活时报》的消息告诉大家，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连声音也变得诡异了。
在没有离开《生活时报》的时候，一个任务把我和现在《北京青年报》工作的杭程发到了一辆自行车上，他骑着我的那辆破自行车，我坐在掉了一个螺丝的后架上，顶着风直奔北京音乐厅。路上，杭程弓下腰，在风的阻力下较着劲。他忽然诡异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说了一句话：“要成为好记者有两个条件——勤奋——聪明，我觉得——我们都具备了——所以——我们一定会成为——好记者。”风噎得他的话一截一截，而我正双手紧紧抓着车座子上的两个螺丝，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屁股底下，生怕那就剩一半支撑力的架子随时会把我甩出去。
去年，杭程自己当导演了，在他的话剧里我吃惊地发现，他把他在《生活时报》里的那些“文化理想”，全部放在了自己的戏里，终于把这么多年的“火”泄了出来。后来他说，《生活时报》占有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热情和一生的梦想。
“THE WAY WE WERE”是一首歌的名字，有人将它翻译成“一往情深”。上学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我的眼前就是芭芭拉·史翠珊水灵灵的眼睛；而现在，再听这首歌，我的眼前浮现的是郑直那双诡异的眼睛。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如此美好的意境，竟然被诡异的眼神完全破坏了。
《生活时报》最不缺少的就是有识之士，于是，很多人都嚷嚷说，一定要给《生活时报》写本书，好好总结一下这个“京城头一家市场化报纸”的历史教训，并踌躇满志扼腕叹息地称之为“生活时报现象”。遗憾的是，我还不是有识之士，我是个喜欢在多年以后怀念怀念过去的人。所以我还是写了这篇不咸不淡的东西，而把那些“足可警醒媒体同行以资借鉴”的好文章留给其他有着“诡异眼神”的人们去写。我宁愿她朦胧地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不带任何评价的一段历史——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生活时报》谢幕了，我很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