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
安东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乍一看，以为“门修斯”又是一位大师级学者，其实Mencius即中国的孟子。 “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他们“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但书中屡有置固有的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如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被译成“黑罗多特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被译成“阿肖卡”，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被译成“夏勒马涅”。 孤立地看，这属小事一桩，但和“硕士”、“博士”、“北大教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这一连串贯于书的封面和封里的头衔称谓相对照，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知识在高等教育中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大学将必要的文史哲课程或压到最低限度，或取消，或干脆将其转变成旅游秘书专业。高校人材知识结构出现严重失衡。 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科学研究应从学写学术论文做起，研究者在10年、20年撰写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积累学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在正常情况下，判断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准应以学术论文的质和量为准。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两篇像样的论文后，便匆忙拼凑学术专著。此既造成社会上大量“学术赝品”的堆积，又造就了一批专著等身却写不出像样论文的“学者”。青年人著书立说从根本上违反了学术研究规律。 市场经济虽然给目前出版界带来诸多难题，但出版社没有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却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负责任的学术出版机构都应把学术质量的把关任务委托给专家，但许多出版社就是不愿这样做！虽然编辑们大都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而不是专业研究。 “门修斯”现象是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恶果，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我们将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大摆走进象牙之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