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想起了严复。1886年，严复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按照现在的标准，他的身份应是海军大学的总教官，显赫了不得。这样一个在当时可算是立于时代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忽然有一日要参加科举考试，你信不信？
严复33岁攻读起八股词章，入门还真不易。“纳粟”（也就是“买”）有了监生身份才回闽参加乡试，不中。再考！36岁又参加顺天乡试，还不中。37岁了，此时已是官居五品，又赴顺天参加恩科乡试。最后终于忙了个“特赐文科进士出身”。
相隔百多年，两人竟有诸般的相似：都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卓有建树，都是“屈尊下顾”地去考学，等等。严复花了几年功夫，才勉强捞个进士；而杨义则轻而易举地戴了博士帽。
百余年倏忽而过，今天人们记住严复的是他的《天演论》，还有几人知道他的“进士”身份呢？
杨义年已五十又五了，有了一定的学术成就，还担任了领导，理应在学术之路上精益求精，给后学做楷模，把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去，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毕竟，将来人们可能记得的不是某人博士头衔，而是他曾为这个社会做了多大贡献。
（《中华读书报》20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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