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
在同年清华大学国文系刘钟明的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前面，陈先生的评语是：本论文范围甚狭，故所搜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近年清华国文系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制限，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又本论文题“有关”二字略嫌不妥，若能改易尤佳。
从两篇评语中，可以体会陈寅恪心目中学术的意味：
第一，对研究所涉及的文献资料之搜集与解读。首先指的是基本文献，张文讨论的是一个制度史的问题，但是对于历史文献却并没有特别充分地掌握，所以在文章中陈先生曾经几次对他的依据提出质疑；而对于刘文，由于它前有唐诗文篇目，各节有注释，文末有引用书目，陈先生则称赞“搜集之材料可称完备”。其次指是否标举前人的研究论著，这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的道德原则，而且关系到一个学术史的问题，只有一一标举前人研究成果，才可能判断这一研究的价值，刘文有此项，故得到陈先生的高度评价。
第二，对研究主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刘文评语中有一句话相当有深意，即“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制限，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显然这不仅是说材料不足，而是对这个课题意义的惋惜，很多人都误以为陈先生只讲考据，注重资料，其实陈先生的考据及课题的选择常常是有深意的。
由于人文学科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容易被一些“伪科学”式的评价机制所入侵。要制止人文学科里的南郭先生，就要从教育开始。作为教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他的审查标准、价值评价及他自己的研究趣向，实际上已经向学生传递了关于学术的看法，现在进入学术界的一批又一批新学人，是否能够薪火相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生。陈先生对于弟子有时似乎过于苛刻的要求，不正是在捍卫一种学术的边界么？
（《光明日报》200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