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南二环的佑安医院，看到徐莲芝教授为住院的4位艾滋病人查房。这位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坚守艾滋病临床治疗前沿已11年，诊治过150位艾滋病人。
马义来自四川省，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来到佑安医院时已贫病交加，随身的行李只有两箱方便面。徐莲芝为这个交不出伙食费的病人开始了精心治疗，马义的脚踝附近已肿胀溃烂，为了脱下他的脏袜子，徐教授边涂药边一点点地往下褪，竟花了半个多小时。马义出院的那天，徐教授拉着马义的手一条条地交待生活中注意事项。徐教授认为她只是以非常平静的心态对待她的病人，因为这些艾滋病人都是受害者。
在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房工作了11年的护士马冬，谈起与艾滋病人打交道的过程，酸甜苦辣俱在心头。
大约是在1993年，医院收治了一个叫立新的病人，他出国回来后被查出患艾滋病，从此悲观失望，住院后每天去饭馆点菜、去泡澡堂子，还故意随地吐痰。在一次为他输液后，马冬问他：“是不是医院的伙食太差了？”立新说：“我是故意的，我要让别人都被传染。”他的心理已严重扭曲。不久，他严重肛漏，大便无法自控，马冬一次次地给他收拾干净。医护人员耐心细致的护理终于感化了他，他表示：“我会对社会负责的。”
这位病人出院一年后，医院接到一个电话：“我得病后最快乐的日子是与你们一起度过的，我快要死了，我只想向你们说声‘谢谢’。我一直按你们的要求做，我对社会是负责的。”电话无声地挂上了，马冬找出立新的地址赶到他家，家属冷漠地问：“你们来干什么，他早死了。”马冬沉痛地说：“以立新的治疗情况看，他本不应该这么快死的。关爱艾滋病人不是医务部门的独家责任，需要全社会一起来。”
2001年2月的一天，北京地坛医院的一位艾滋病患者王建光去了，他把遗体捐给了医院。王建光是北京某大学的外语系学生，与濮存昕合拍过《关注艾滋病，男人责无旁贷》的公益广告。1999年冬天，他实习时被安排在一家星级宾馆，客房部经理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对王建光表示了好感，王建光就这样被这位同性恋者引上了歧途。2000年4月，王建光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血检为HIV阳性，王建光的精神一下子垮了。
医务人员给他讲艾滋病的知识及世界上的治疗手段。王建光感叹：“如果在学校能学到这些，我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王建光捐献的遗体是地坛医院接受的第8具艾滋病人尸体。 （《健康时报》2001.4.26王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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