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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开眼看世界的“名教罪人”

2001-05-0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郭嵩焘仕途坎坷,虽然在1837年20岁时考中举人,但其后两次到北京会试都名落孙山。经过几年游幕生涯,终于在1847年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不久又因双亲去世,依定制只能回家居丧。由于曾国藩的举荐,1856年到京城任翰林编修,深得咸丰帝赏识。咸丰帝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因为他的刚直,与僧格林沁积怨很深,终遭排挤,黯然归乡隐居。

1875年年初,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任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他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19世纪后期,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郭嵩焘在强大压力下,曾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次年1月到达伦敦,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郭嵩焘回国后,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故乡长沙,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寻根》2001年第1期雷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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