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挂号，只是预约几天后前来诊治。到了预约日期，例行检查和医生问询与中国医院大致相同，但并不开药，只根据我的主诉，要我去作手骨透视并预约肠胃科医生诊治。肠胃科医生问明情况后，要我做胃镜检查。在国内我不止一次做过胃镜，那难受的滋味使我每次都如上刑场。所以我这次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料一针打下，便昏昏睡去，及至醒来，胃镜已经作毕。在国内，医生曾告诉我，麻醉情况下做胃镜，危险大，所以病人必须保持清醒，以便配合。因此我一直以为，这是医学上的成规。有了这次经验，我想，这或许也是中外观念不同吧。中国人的承受能力之强，举世无双。所以医院就把风险交给病人了。美国人可能过于娇气，吃不了苦，于是风险就只能由医生来承担了。两种办法如允许我作一选择，我情愿别让自己受罪。
胃镜作完，又预约一星期后回到为我初诊的医生那看诊断结果并开药。肠胃科医生建议三种药配合使用，所用药都极普通，其中有一味是国内已很少使用的土霉素，比起国内医院大量使用国外新药，他们的用药倒更趋于保守。到药房取药要先付款。因我是临时购买保险，我的病历和药方要送到保险公司去审核。如保险公司认为依据病情，用药有不合理之处，他们就拒付款项。
这样的看病方法对国内不无借鉴。看病用药是医院的事，钱是由保险公司管理的。保险公司为避免损失，对医院的诊断与处方进行监管。而医院为避免医生对某些病人网开一面，滥开药物，便把诊断与处方分开，诊断的医生不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则斟酌诊断医生的诊断结果和用药建议。这办法是否全然有效我不清楚，但至少像我们这样连热水瓶、烧饭锅都可以当药开，或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现象，是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的。这种遏制因利益攸关得以加强，保险公司如不认真审核，经营亏损是要由它承担的；一旦保险公司拒付，医院就要蒙受损失，因此医院也不得不加强自律。 （《北京晨报》2001.4.29陈四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