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关押这批共产党人的监狱位于西城西什库草岚子胡同西段，是一个占地约三四千平方米的大院，3米多高的砖砌院墙上拉着电网，四角建有高高的岗楼。1931年9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这里设立了临时看守所，专门关押被北平行营军法处判了刑的政治犯。1932年3月，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军人反省院”模式，临时看守所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因地处草岚子胡同，所以又称草岚子监狱。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多时达百余人，少时也有六七十人。
“军人反省分院”的所谓“反省”，就是要革命者“悔过自新”，改变政治信仰和立场，变节投敌。所谓“军人”，就是由军队管辖监狱，不按一般法律程序行事，而是随意对政治犯进行迫害。关在草岚子监狱的政治犯，除女犯外都带脚镣。大号镣重7斤半，小号重3斤。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苏区的红军大力围剿，另一方面对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血腥镇压。1931年4月至6月间，中共河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殷鉴、省委负责人安子文、省军委秘书长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及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领导人被捕，同年8月，国民党北平当局将他们转押到草岚子监狱。
据曾对此段历史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刘岳介绍，1932年的春天，为了团结反省院中被关押的数十名党团员一起战斗，粉碎敌人企图瓦解共产党人革命意志的阴谋，狱中的党团员秘密串联，建立了中共狱中地下支部（当时称“干事会”）。党支部委员会先由3名干事组成，后增至5名，并成立南、北监分会。地下党支部代号为英文字母“E”，党员称“兄E”，团员称“弟E”。据薄一波等同志反复回忆、核对，先后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有：孔祥祯、殷鉴、薄一波和赵?。
在党支部领导下，狱中党员同反动当局开展了斗争。对敌斗争的口号为“红旗出狱”，它的含义包括：决不向敌人屈服；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改善生活环境，求得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目的就是要求大家在斗争中生存，在斗争中提高，在斗争中有所作为，随时准备“从容就义”，努力争取“红旗出狱”。
狱中斗争纲领中的“将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共地下党校’”，得到被关押在此的党团员和革命者的衷心拥护。为了加强对学习的具体指导，狱中党支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杨献珍负责这项工作。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学委会规定：每个党员不论文化水平高低，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文化低的还要补习文化，有条件的还要学习外语。
“党校”办起来了，教材从哪里来？据彭德之子彭继健介绍，他曾听父亲回忆，当时狱中的共产党员用多种手段做通看守的工作，通过他们买来报纸和有用的资料，然后将重要新闻一块块撕下来当教材；同时，通过探监的人，秘密带进少量马列主义的书籍。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斗争，敌人的封锁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个别监狱看守，狱中共产党员不仅可以买到公开出版的书报，而且能够从六国饭店法国共产党开办的国际书报流通社，买到马列理论著作及外国共产党用英、法、俄等国文字出版的秘密刊物。当时狱中管理人员不识外文，不检查政治犯阅读的外文书刊内容。狱外党组织也通过种种方法，把进步的中外文书刊送进狱中党支部，这样狱中“党校”便有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教材。
为了使狱中多数不懂外文的同志能够学习这些外文书刊，狱中党支部组织熟悉外语的杨献珍、殷鉴、李楚离、廖鲁言等进行翻译。狱中条件艰苦，连一张简陋的桌子都没有，负责翻译的同志凭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强忍脚戴沉重铁镣的痛苦，趴在炕头翻译。为躲避看守的监视，他们甚至趴在被窝里偷偷地抄写译稿，直至手脚麻木。当时看守害怕传染，不愿巡视肺结核病人的牢房，杨献珍便利用这个机会，躲在病号牢房埋头翻译。狱中难友对杨献珍的奉献精神十分钦佩、感动，一天放风时，冯基平将一双毛线手套塞进杨献珍手里，恳切地悄声说：“请接受同志们的敬意。”
在5年多的囚徒生活中，这些狱中翻译家译出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共产国际七大《法西斯进攻与共产国际任务》等文件，也被翻译过来。这几十种翻译成中文的马列书籍，成为狱中“中共地下党校”学员们珍贵的教科书。
教材有了，怎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阅呢？刘岳助理研究员向记者介绍，当时狱中的共产党员们想出了各种巧妙灵活的办法。
他们利用两间相邻牢房山墙上共挂一盏电灯的小洞口，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传递材料，并规定这些活页的学习材料，在每个牢房中传读不得超过一昼夜。
放风时间，监狱看守害怕政治犯串联，规定南北监分批放风。党团员们就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学习材料。第一批放风的人蹲在厕所里不走，待第二批放风的人进厕所时，互换教材。有时，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从早已秘密拆松的后窗铁丝网角边传递。为了防止被敌人察觉，各牢房学完之后，再用上述方法把材料传回杨献珍手中，由他将材料泡在水里，揉成纸浆，倒进厕所里彻底销毁。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办“红色党校”，时刻要防备着敌人的察觉和破坏。狱中党支部研究后，决定在南、北监东西两头的牢房里，各派一名同志轮流放哨，监视敌人。“哨兵”发现有看守来了，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暗号，向对面牢房的“哨兵”伸出一个拳头，同时向隔壁牢房的墙上敲两下，表示有人接近。等敌人走后，站在窗口后边的“哨兵”把五指分开，并向相邻牢房的墙壁敲一下，以示解除警报，学员们就继续学习讨论。
在学习讨论时，学员们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学委会就请理论水平较高的老党员或曾经出国留学的同志讲解。监狱放风时，各牢房根据学委会的通知，选派“小教员”分批去听讲，然后回去分头传授。狱方不允许犯人集会交谈，放风时看守也不断来回巡视，戒备森严。为了扰乱敌人，学员们有的跺脚，有的来回走动，故意将铁镣弄得哗哗响，看守怕听这种噪音，躲得远远的。乘此机会，教员边走边讲，学员们边走边听。殷鉴讲党的建设和职工运动史，刘锡五讲中共党史，胡锡奎讲党的宣传工作，薄一波讲党的战略和策略，张友清则反复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以此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坚定难友们的革命意志。学委会还组织有条件的党团员学习外语。学会外语，狱友间的交流就更隐蔽了，刘澜涛和唐方雷学习世界语后，便相互拿笔在石板上用世界语讨论问题，敌人看不明白，也奈何不得。
为了配合学习，狱中党支部还曾于1932年办了一个名为《拉丢》（英文“无线电”的译音）的手抄本刊物，但这个刊物只传了几个牢房，就被看守发现没收了。1934年，狱中学习条件稍有改善后，党支部又出版了《红十月》。这个刊物也是手抄本，纸张规格也是统一的，由杨献珍、胡锡奎主编，朱泽民、傅雨田、刘尚之等负责抄写，然后在牢房间传阅。薄一波写了题为《红孩儿闹狗洞》的文章，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根据敌人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编辑部绘制了一张红军长征路线图，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红十月》不仅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且刊登了难友们创作的歌颂“一二·九”运动的长诗。
这所奇迹般的狱中“中共地下党校”，整整办了五年多，参加学习的党团员不仅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坚定了革命意志和信念，同时也增长了文化知识。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取得了多次狱中斗争的胜利。
1932年春，反省分院当局按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反省条例”，聘请国民党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的法官，每周两次来给狱中的政治犯讲课，妄图让他们放弃革命理想，“反省”、变节。针对敌人的阴谋，狱中党支部作了周密的安排。敌教员上来就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乃救国之本。”这时，台下的我地下党团员马上反驳道：“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就是主张中华民族平等独立。请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国民政府却下令不许抵抗，这合乎三民主义吗？”类似这样的尖锐问题，弄得法官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接着，大家又乘机要求法官讲历史、哲学，讲当时的形势，搞得法官坐立不安，丑态百出。
反省分院当局看到这招不灵，又换了一种手段。
不久，西什库教堂的3个神父走进反省分院进行所谓的布道。狱中党支部考虑到这是一场新型的战斗，决定狱中的党团员全部参加，用马列主义唯物论同唯心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神父布道讲《圣经》：“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尘世上的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让我——上帝的仆人，来指引你们这些迷途的羔羊赶快悔悟。”话音未落，听众中立刻有人质问：“爱国有什么罪？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有没有罪？上帝为什么不管？”大家又连珠炮似地向神父发问：“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人是上帝造的，还是猴子变的？”“上帝为什么只许亚当和夏娃吃生命果，而不许他们吃智慧果？这是不是愚民政策呀？”
这些问题引起哄堂大笑，神父被搞得异常狼狈，只得苦笑着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学习和斗争中，这批经过狱中“红色党校”培训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斗争策略，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1935年3月，国民党宪兵三团特务伪装成“共产党要犯”混入草岚子监狱，侦悉狱中存在秘密党支部，随即报告南京，要求枪决薄一波、殷鉴等12人。次年春，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急需大批领导干部，同时，日军日益逼近北平，狱中这批干部如不能尽快出狱，极有被全部杀害的危险。于是，北方局作出了要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指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北方局和中共北平市委据此将在草岚子监狱中坚持斗争五年之久的53名党员分批营救出狱。出狱后，这批党员很快奔赴到全国各地，迅速加入到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北京日报》2001.7.2范涛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