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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都是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我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长期在政协学委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于树德当时是主持会议的召集人之一。
于树德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是李大钊的挚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60年代初至70年代，所谓政治学习大多是搞政治运动，还不时搞大批判，主要批判对象自然是本组成员梁漱溟。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无论是1965年，还是1974年，主张对梁漱溟的批判“打退堂鼓”的，第一个便是于树德，他的话是：“梁漱溟朽木不可雕矣！他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就我们直属组这几个人能有本事说服他认错？我看算了，还不如把他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多学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交流交流学习心得更好。再批判下去，对我们不合算。”对于树德这种态度，上边虽也有人说他“糊涂思想”，甚至上纲为“搞阶级调和”，但政协直属组的绝大多数组员却非常赞同。
1970年，中央正酝酿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还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上边交代要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座谈、讨论，征求意见。当时，林彪、江青肆虐正盛，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们诚惶诚恐，只说《宪法草案》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对个别文字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主持人于树德以为任务就这样完成了，但他注意到惟独梁漱溟没有表态，出于礼貌，于老问梁先生“还讲不讲”，梁漱溟竟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纸，接过话头讲了起来。他说：
“各位都说《宪法草案》好，我说也不错。不过我觉得开了好几次会，诸位都没有提什么修改意见。我反复看《宪草》，也反复考虑，既然召集我们来开会，我们如真没有意见尚可，如真有意见而一条也不提，是否有负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或者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据此，我以自己的浅陋之见，提两条供当局修改时参考。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其重要之点就是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普遍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决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外国没有，我们也可以有。第二点，是新宪草比老宪法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
选，不是一回事。现在的新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这两条意见，真个语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这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批判；也有人说，这种“恶攻”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专政”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正巧此时军代表不在场。怎么办？
于树德不动声色地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开展批判，我们听候上级的处理意见再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向外扩散，包括自己的家属，谁扩散责任自负，后果自负。”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梁漱溟也连声说：“我说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无关，无关！我听候上级处理！”
几天后的学习会上，军代表来传达：一，上级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所以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二，个别人因为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当然凡属反动的言论都不许扩散。于树德听罢松了口气，立即说：“我们就按上级指示办，不纠缠，不扩散。”
这个“上级指示”的“上级”是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知这是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发给政协军代表的电话指示。
（《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