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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照片为现年81岁的赵忠义 |
听一听老人们的回忆，年轻的一代会感受到中华民族在昨天是何等的屈辱。这种痛是刻骨铭心的，这种悲怆是永远的。
本文作者方军说：
当年被侵华日军掳掠后受尽苦难的幸存者，有些仍生存在我们这个辽阔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之中。面对采访者，这些耄耋之人谈起过去，仍然义愤填膺，悲愤满腔。 采访这些经历过亡国奴苦难的老人们，让我觉得岁月的飞逝和时间的紧迫。我知道自己应该尽力追访经历过日本侵华岁月的老人们，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更多的人。 再过两年可就没准儿了，谁还能永远活着呢？
赵忠义老人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辛房矿后街130号，他消瘦、谢顶，但精神矍铄、身板灵活。他在报上看见有关调查当年被侵华日军抓去当过劳工的人的消息后，两次从门头沟骑车来到位于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说明情况。在送走20世纪迎来新世纪的凛冽寒风中，别说是81岁的老人，就是21岁的小伙子骑车往返60公里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但他做到了，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驱使他这么做。面对我这个年轻人，他不停地表达，好像倾诉不尽当年的苦难，仿佛沦为亡国奴的悲剧会再次重演。
赵老汉一家都在木城涧煤矿上班，他1986年退休，现在，两个儿子都下岗了，两个儿媳也没工作，而且还有3个上学的孙子。我专程去他家拜访，他和家人都很高兴。他说：“56年了，没有一个记者、作家来采访过我，‘文化大革命’时倒有人提及我去过日本的事，说我是叛徒、里通外国、内奸、特务。”自嘲的微笑在他的脸上一掠而过。
他家住平房，没有卫生设备，生活只能用拮据来形容。
赵老汉19l9年生人，老家在河北省邢台的隆姚县东冬村。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县政府里当税务员。1940年阴历11月26日，侵华日军鬼子兵突然把村子包围了，抓了他们7个八路军，在押往隆姚宪兵队的途中，县委书记张春卫就叛变了。在邢台监狱，鬼子把其余不投降的6人手脚捆住，先是灌辣椒水后是坐老虎凳，最后是压杠子……赵老汉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6个鬼子站在杠子两边，我痛得一下就昏死过去……他们拿咱中国人不当人呀！”
老汉浑身哆嗦着，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后来鬼子把我们押到北京炮局胡同的监狱。1943年冬，我们100多人被押往停泊在天津塘沽港的货船上，走了7天，到达日本国福岛。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劳工生涯。
“在福岛的3个月，我们每天扛木头，饥寒交迫，加上日本工头强迫下的重体力劳动，许多劳工相继死去。后来，我们转到日本国北海道的置户村集中营服苦役，每天背石头，筛沙子。饥饿难耐，有几个劳工吃野菜和树皮中毒死去……天太寒冷，我把毯子捆在上身，外面再捆上蓑衣。双腿捆上水泥袋子，就这样熬过一个个寒冷的日子。后来，我们在转移途中经过美国人放了原子弹的广岛，只见一望无际的废墟，汽车都烧成疙瘩……好几天了，天空中的尘埃都伸手可接。我这个八路军老战士知道：快解放了！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这批劳工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不久，我就参加了解放军，在四纵队36团12旅，是聂荣臻的部队。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我立了功。我是老党员，我要为解放全中国出力。抗美援朝在朝鲜前线，我这个老兵始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荣立战功三次。”赵老汉说着，自豪地给我找出当年的照片、奖章、证书让我看。
赵老汉认真地对我说：“听说有人占了咱们国家的岛屿，只要国家允许，我还要拿起枪上前线去，绝对不能允许外国侵略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张牙舞爪！”我听了以后心里发酸：“老赵哇，腐败干部的一餐饭，就是你们全家8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呀！如果外国侵略者来了，你还要上战场吗？”赵老汉眉头都没皱一下，说：“如果侵略者还敢来，我还要拿起枪，上战场！就因为我当过亡国奴，我当过牛马不如的劳工。”
关德印今年68岁。他1934年6月24日出生，老家在北京大兴县南各庄东亚地村。被侵华日军抓去当劳工那年他才7岁，他父亲叫关玉春，那年30岁。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曾从中国掳掠了近4万名中国劳工至日本。根据1964年日本国《掳掠中国人做劳工的相关报告书》中披露，在被侵华日军掳掠去日本的中国劳工中，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78岁，他们中有中国政府军战俘、农民和城市居民及手工业者，其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因为饥饿、疾病、被殴打、工伤、寒冷等原因惨死在日本国的土地上。
为数不少的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当年被掳掠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人数远不止这些数字。以关德印为例，他就是在1942年10月，日本政府掳掠中国劳工的计划开始具体落实之前的1941年被抓到日本的。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那年大旱，又有虫灾，我母亲去给人家看小孩，父亲带我去了天津。天津有个人市，聚集了瓦工、木工等有手艺的人，我父亲是木工，也希望在天津的人市上找个工作。我那年7岁，就扯着父亲的衣角一同去了。谁曾想日本鬼子端着大枪把人市给包围了，在人市上抓人。我父亲给抓了，当时共抓了四五百人。日本鬼子拿着大枪清点完人数，对一个汉奸说：“怎么还有个孩子！”我父亲央求他：“孩子太小，他自己怎么能回到北京去呢？”汉奸急忙哈腰请示拿大枪的日本鬼子兵，鬼子点头后，他小跑回来对我说：“那你就跟着吧。”
在侵华日军的枪刺下，中国人被押上4辆闷罐车。“咣当”一下关了门，上锁，这400多人就在闷罐车上吃喝拉撒睡，以后又押上轮船。
到了日本后，中国劳工被安排在5个大帐子里，大帐子里两边睡人，中间走人，大帐子周围全是荒山野地，周围是铁丝网。成年人都去平整山野，然后盖成排的小木房，我在厨房打杂。开始还有吃的，随着日本国侵略他国战线的拉长，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坏，中国劳工的伙食也随之越来越糟糕。这么多劳工每天做体力劳动，却只有十几斤米下锅煮粥。
人没东西吃就开始生病，每天都有饿死、病死、被日本工头打死的人。中国劳工驻地的边上有个山崖，日本兵就把病人、死人顺那里扔下去。那里的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
我父亲在干活时不慎用十字镐伤了脚感染了，腿也开始肿。他认为自己不成了，于是，我爸就领着我磕头认干爹，目的是让干爹把我带回中国去。认一个，死一个，一口气认了11个干爹。我记得第十一个干爹死得最惨，他连饿带累病倒了，发高烧。当时，这个干爹脚下的席子不知怎么着了火，烧得他的脚直冒油，可是他除了痛苦之外却没有力气把脚挪开，还是我急忙上前扑灭了火。晚上，他就被扔到山涧里去了。
父亲也病得不成了，就让我又一次认了干爹。他是天津人，叫张振光。谁的一生中能有这么多的爹呢，我的人生中就遇见了，在那个悲惨的日子里。
最后的岁月，父亲饿得全身浮肿，肚子大得像个鼓。是我每天到山坡上去抓虫子和拾日本人扔的垃圾给父亲充饥。一天晚上，他挣扎着碰了我一下就没气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爱和牵挂。——第十二个死去的是亲爹。
1943年，我们400多中国劳工饿死、病死、被日本工头殴打致死200多人。日本人看我们都是骨瘦如柴、无油可榨，就让我们回国。回国的当天，在码头上日本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其实，我们这些牛马不如的亡国奴又有谁能在行动上表现出无比的愤慨呢？我们只能把仇恨埋藏在心底里。
船到天津塘沽港，干爹张振光说：“儿呀，我到家了，你怎么办呢？”
我给干爹磕了个头说：“北京大兴南各庄在什么地方，您给我指指，我要走回去。”
干爹摸了摸我的头，说：“好孩子，你都9岁了，是大人了。你就沿这条铁道直走吧，你一定能找到你的妈妈。”
我沿着铁道，光着脚，一路要饭一路问，终于找到了我的母亲。当她知道我们父子俩被日本兵抓去当了两年劳工，父亲惨死在日本国后，抱着我就痛哭，谁劝都劝不住。
解放后，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胜利酱菜厂做豆豉，支援在朝鲜前线保家卫国的志愿军。从那时起，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多累的活，我都咬牙坚持住。“咱国家强盛了，咱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板做人，你说对不？”他问我。
但是，他也有他的苦恼，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诉说：“我们六必居酱菜厂和日本人合资了，每月去厂里领退休金时看见日方老板就不是滋味，想起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悲惨遭遇，想起中国被外国列强占领的日日夜夜，百感交集，我就浑身哆嗦。”
我对关德印老人说：“如果您去哪个大学，给学生们讲一讲好不好？”
他爽快地说：“好哇！
原侵华日军老兵没有一个人懂“伪军”这个中国人使用的单词，但是，他们懂“皇协军”和“保安队”这两个单词。据我多年的调查研究，侵华日军从来没对伪军客气过。
有个侵华日军老兵亲口对我说：他们关东军根本不信任保安部队，随时提防他们，随时准备消灭他们。
2001年4月30日，我和几个电视记者采访来华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这位83岁原日军599师团的伍长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讲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在1943年6月，亲眼看见一个叫滨野的中队长在泰安河边，指挥他的中队砍下200多伪军的头颅。在去年的老兵会上他还见到滨野，问及58年前的事，滨野的理由是：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伪军是侵华日军的“朋友”，怎么把朋友都给杀了？我至今感到不可思议。
我刚刚采访的于庆云老人原来就是伪军，让我们听听他的人生经历。
我叫于庆云，今年82岁。大概是1941年，我在河北省唐县参加县保安队当地方军。我们团长叫崔福昆，会一点日本话，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服务的走狗，我们有9个中队，1000多人，分布在县城周围。日本兵在后面督战。
我是机枪班班长，“歪把子”和“喇叭筒”都使用过。
我亲眼所见日本兵只要一进村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强奸妇女是家常便饭。我们伪军只有冲锋在前的份儿，这些事儿我们不敢干。
一天，日军把我们三个中队的保安队集合起来，下了我们的枪。他们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后，就张三站左边、李四站右边地被赶上了日本兵的汽车。上了车，日本兵就把我们都捆了起来，车一下子开到石家庄的石门收容所。
到了石门，我们个个被提审、吊起来灌凉水，问我们和八路军什么关系。
我们和八路军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伪军，我是机枪班长，和八路军打，我们都是“打头阵”的，难道他们（鬼子）不知道？
后来，我们被押到天津塘沽，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上船，走了7天7夜。不少人饿死，病死，日本兵就把奄奄一息的人扔到海里去了，我当时连病带饿也快不成了，日本兵抬我时，我挣扎着坐了起来，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我们在日本的门寺港下船后被押到爱媛县别子山矿当劳工。每天被强迫劳动十几个小时，吃不饱、穿不暖，睡的是木板搭建的房子，上下两层大通铺，人挤人。劳工常常就死在铺上，我曾经见过一天死6个人的事情。死人身上都是红点，除了饥饿还有铜毒。
1945年8月15日，广播里播出日本天皇的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都高兴得蹦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就不干活了，解放啦。
当我们终于在1945年底重新踏上祖国土地时，只剩下83人了，200名伪军一年多死亡117人。
“我体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特别狠毒，但凡有口气，日本人是不会说无条件投降的。”
这是于庆云老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法律与生活》200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