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医患纠纷，甚至还酿成恶性案件。某健康时报就此举办征文活动。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执业律师应约而来，她是一位气质不俗的姑娘。在编辑部的会客室里，她鼓足勇气，用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了她做医药代表的经历。
这姑娘姓廖，有一个不俗的名字，叫“寒梅”，今年27岁。
寒梅出生在赣南山区，家里很穷，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只因她一直拿班级第一名，父母亲才狠狠心供她读下去。高考那年，同学大都选择考师范，而她选择读医学院。父亲口头常说的一句俗语“老郎中，少裁缝”影响着她的选择。
1992年，寒梅以高分考入安徽某医科大学。在合肥就读的那几年里，她既开阔了眼界，也深深体会到贫困的可怕。
寒梅一直靠奖学金艰难地求学。大三开始，她去合肥一家大医院实习，认识了广东某制药厂的驻皖医药代表王姐，两人很投缘。王姐不时送给寒梅一些纪念品，也给她买些漂亮衣服。常听师兄、师姐说“做医生十年，不如干医药代表一年”，寒梅有心跟王姐保持密切联系。
转眼到了大四，寒假前，校园里张贴了几家制药公司招聘医药代表的广告，其中就有王姐效力的那家公司。寒梅想趁假期打工挣出下学期的生活费，便去找王姐，求她引荐。王姐一个劲儿地摇头：“你不适合做这种工作！”
“为什么？”寒梅一脸不解。她向王姐诉说了自己的困境，说弟妹们的学业急需她的支援。王姐听得满眼是泪：“我们姐妹的身世太相似了。”
王姐终于答应了寒梅的请求：“我一定把你给推荐上去！妹妹，你以后好自为之吧。”语气充满无奈。
见到药厂的地区经理是两天以后。1996年元月3日，王姐陪寒梅走进当时合肥市惟一的五星级宾馆，在一间豪华的套间里，见到了被称为“张经理”的男人，他30余岁，气度不凡，坐在大班台后逐个审查应聘者。
寒梅按要求填写了两份表格，一份是个人简介，另一份是基本薪金要求、对医药的基本认识和回答一些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5日下午，王姐叫寒梅去吃饭，地点安排在合肥市最有名的美食城的包厢里。除张经理和王姐外，那里还有另一个男人。王姐介绍说：“他是公司管人事的祁科长。”张经理向祁科长不断夸奖寒梅是“专业高手”，日后将大有作为。这一餐，四人吃了3000余元，几乎是寒梅一年的学费。
临近分手时，祁科长让寒梅第二天赶到南京金陵大酒店，说董事长从广东过来开会，要亲自接见拟聘的医药代表，她能否被正式录用，将会当场拍板。
到达南京，九个来自附近不同省市的年轻人汇聚在董事长住的总统套间里，听董事长介绍公司的总体情况。董事长用手提电脑接上投影机，播放了公司制作的光盘，讲解公司的设备、生产流程、销售网络等，并说，由于业务迅猛发展，急需各位马上投入工作，原定10天的业务培训推到以后，将来请大家到公司总部参观学习。
最后，董事长宣布：“九位全部录用。祝贺大家。”
7日早晨，寒梅带着董事长发的资料赶回合肥市。一下火车，张经理就呼她去签订劳动合同，马上上班。
劳动合同的内容主要是：试用期三个月，底薪1500元，每月必须完成定量销售额10万元，超额部分提成率为10％。寒梅为此激动了半天。
然而，从张经理手中接过几份表格后，寒梅的兴奋就转化成困惑。《销售情况统计表》和《业务开销明细表》还好填，《客户人员情况表》就难填了：里面有非常具体的项目，如科室负责人姓名、生日、血型、性格特点、个人爱好、婚姻状况、夫妻感情情况以及家属姓名、所在单位、孩子就读学校等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寒梅看得眉头紧锁。张经理说：“寒梅，不要看着难，进入医院后，只要和医生、护士打成一片，时间一长，情报自然就有了。”他又主动介绍说：“我是从送冰棍开始接触医生的。那年夏天，我进医院前都是先买上一堆冰棍，见医院的人就送。”分手时，张经理点了3000元给寒梅：“快过年了，这是你的活动经费。拿去请医生喝茶、唱歌、跳舞、打保龄球，干什么都行！重要的是先培养感情。”
寒梅的第一站是接管一位已跳槽的医药代表负责的医院。那是合肥市一家大医院，具体资料已被跳槽者带走，她只知道该院内科有一个主任姓孙。
寒梅跑到那家医院找孙主任，打听到内科门诊在三楼。
“你的号呢？”坐在门口的护士拦住她。寒梅尚未开口，那护士白了她一眼：“看你也不像病人，是推销药物的吧？我们主任忙着呢，一边等着去吧！”
这一等，就是整整两个小时，那护士一直没有让寒梅进去的意思。寒梅心里七上八下的，气愤、不安的情绪交织着。突然，她想起张经理与医护人员联络感情的经历，猛然明白捞不到什么好处的护士是不会让医药代表顺利地见到主任的。于是，她掏出一个礼品盒悄悄地塞给那护士，那护士马上默许她进去了。
一进诊室，寒梅轻轻地唤了一声：“孙主任。”“什么病？坐。”孙主任头也不抬。
寒梅掏出一张名片，主动做自我介绍。
孙主任这才抬头看了一下，镜片后的眼睛骨碌一转，说：“你是新来的？”
寒梅忙说：“是，请您以后多关照。”说着手忙脚乱地塞过去一个礼品盒。
孙主任打开看，见是镀金表和钢笔，顺手扔进抽屉里。
寒梅又递过去几张公司的新药宣传单，孙主任开始有些不悦了，看也没看就放到一边，说：“我看过后再说吧！你们那抗生素我可用了好几十支。”说着递过了数量单。寒梅知道，他是要求结算。
第二天，寒梅按张经理的要求去药房查了库存，按照发货单把这家医院的院长、各科室主任、医生、药房、护士按实际用药的不同提成比例，将好处费一一送到。发完3万余元好处费后，这个点她就正式接下来了。
另一家医院，寒梅实习时就知道药剂科的科长是女性，特地去商厦买了一盒300多元的化妆品送给她。谁知那女科长一看，笑道：“你的心意我领了。化妆品假的太多，但我有关系可以买到真货。这样吧，这盒你带走，我自己去买一盒，你给报销就行了。”
过几天，寒梅又去一家大型企业医院联络，一位副院长见面就埋怨她：“你怎么搞的，得罪了她，我们现在很不好办呀！”她？寒梅猛地想起那个负责扫地的老护工，一定是那次给好处费没有背着她，她有意见了。据说她是集团总公司某副总的远房亲戚。寒梅此时才明白为什么张经理再三对她说“连护工都不要得罪”，菩萨、小鬼都不能怠慢。事后，她给那位告密的老护工送去了一个大红包，才相安无事。
这以后，寒梅做事谨慎许多，但难堪的事仍接二连三。
1996年5月的一天，寒梅来到自己发展的客户单位———合肥某大医院。这天，在内科值班的正好是一名没有被打点到的主任。查房时，有病人诉苦说：“高主任，我才住院两天，药钱就快没了。您救救我吧！”高主任忙调看该病人的医嘱，发现两天内医生竟给病人用了6支共计720元的抗生素，而病人只有1500元住院费。高主任发火了：“怎么开这么贵的药，换青霉素效果不一样吗？”寒梅赶紧跑过去，说：“高主任，是这样的……”话未说完，高主任马上打断她的话：“你是哪里的，怎么到病房来了？这里是救死扶伤的战场，不是参观游览的地方。”那些与寒梅熟识的医生护士都紧张起来了。
高主任火气很大，话中明显有所指。寒梅赶紧报告张经理，张经理当即赶到医院。张经理赔着笑脸跟在高主任身后，低身询问：“高主任，是不是我们的抗生素出了问题？”短暂的僵持后，高主任与张经理去了密室。出来时，两人已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主任啊，您要多关照！”张经理说。
“行，行。治不死人就行！”高主任说话的口吻全改变了。
寒梅一打听，原来是1800元的现金红包加上日后每支15元的好处费起了作用，高主任马上愉快地同意合作。
一路上，寒梅对这个高主任的虚伪与表里不一恨得咬牙切齿。张经理劝道：“别想了，这就是现实。我们和医生就像一起织网的蜘蛛，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这样做，别的厂家就会抢走我们的‘饭碗’；高主任如不合作，肥肉就会落在别人手里。反正这些负担最终落到患者头上，又不需要我们掏腰包，你就想开点儿吧。”
一年下来，寒梅给家里寄去了1万多元，弟弟妹妹的学费有了着落，家境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寒梅在合肥市租住的是高档宾馆，自己添置了手机、摩托车、高档音响等，还陪几位院长的家属分别去了新马泰和国内名胜黄山、庐山等地观光。业务看上去开展得很顺利，但她内心的矛盾则越来越激烈。她发现，没有几个医生认真听她讲解关于药品的情况，更多的是公关。
一瓶打着新特药旗号的、批发价为1.6元的常用西药，医院可标价为16元；出厂价2元一支的5g口腔喷剂，医院可卖到18元。这中间的好处费分配是，药房每瓶（支）2元，临床医生6元，药剂科进药人1－2元；而一些技术含量稍高的药，动不动就标价100元以上甚至200元，而成本不足10元。寒梅感觉到一些医院简直成了患者的榨油机，而自己竟和不良医生沆瀣一气，把“救死扶伤”的理想抛得越来越远，心里很不是滋味。
最难堪的是面对个别院长或主任的性骚扰。酒席上、歌舞时，他们趁机在她胸脯上摸一下，在她的腿上拧一把。无数个夜晚，她只能一个人回家悄悄地哭。那时，她才明白当初王姐不想她加入这个圈子的苦衷。
一所大医院管进药的副院长竟赤裸裸地向寒梅提出：“用这种新药可以，我也不要回扣，只要你陪我一夜。”寒梅当即拒绝。于是那不怀好意的副院长马上说：“我不过是跟寒梅小姐开个玩笑，请别介意。许多推销药的女人不惜以肉弹来攻击我们，我不过是考验考验你。”
但不堪回首的事情还是在1997年9月23日发生了。那天，寒梅陪一家大医院的副院长吃饭，看到对方有九个人同在包房中，就放松了戒备。席间，副院长要求寒梅喝白酒，说每喝一杯就给她10万元的业务。寒梅自恃能喝半斤八两，便接连喝了12杯。喝着喝着，对方的人不断借故退场，副院长在最后一个人前脚刚刚离开包房时就一把抱住寒梅，强行吻她。寒梅拼命挣扎，副院长一把扯开她的胸衣，将她抱到长沙发上欲行不轨……幸亏恰巧有男服务员送茶水进来，惨遭猥亵的寒梅下身已流出鲜血，寒梅手足无措地痛哭，副院长拼命赔罪说：“我真不知道你还是处女，不知道做你们这一行的还有你这样的处女。”
张经理与王姐都赶来了。寒梅要去报警，张经理坚决反对：“事情到了这一步，报警也得不到任何实惠。你想想，倘若他们众口一词说你勾引他怎么办？”
事后，张经理请那副院长去桑拿，于是公司的新药成功地打进了那家医院。
北京的情况大同小异。在北京拿下一家大医院，相当于拿下合肥全市的医院。寒梅口袋中的钱越来越多，但良知使她越来越恐惧。个别著名的医院、个别曾令人景仰的大教授更让她失望。寒梅萌生了转行的念头，并于1998年开始攻读法学第二学位。
1999年春节，回家过年的寒梅听母亲说起自己敬重的小学班主任因无力支付高额医药费用，不得不采取“有钱钱挡、无钱命挡”的方式放弃治疗。寒梅去看望班主任的家属，送去他们看做天文数字的500元。家属说，班主任最终带着这样的不解走了：“过去抓把药就能治好的病，现在咋成了无底洞呢？”寒梅越来越觉得医药代表这份工作特不地道、特丢人，再坚持下去她就毁了。
在推广一种新药时，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负责人再次向她说，自己对回扣已没有兴趣，除非答应他的性要求。寒梅忍无可忍，坚决地辞去了这个工作。
看到报社的征文启事后，寒梅下决心公开这个“黑匣子”。
我们佩服寒梅的勇气和操守。
（《家庭》2001年第10期唐兴玲 鲁田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