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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家园结缘首先是因为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汪永晨，她是环保界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最初是对她这样的浪迹天涯的女牛仔的精彩人生感兴趣，跳上了去山东荣成天鹅湖观鸟的列车，没想到被在天空平湖上翱翔起舞的精灵的魅力彻底征服了。
环保，一个抽象的名词在我脑中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生命，很快我又踏上了去壶口植树的列车，这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为绿色奔走的人们。
在从临汾返程的火车上，在拥挤的车厢里，我没有放过已经是满脸倦容的马玉玲，她是这次50个绿色使者的“小队长”，用马玉玲的话说，汪永晨是总司令，张玲是参谋长，而她则是冲锋陷阵的小兵。虽然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为小兵的她身上的硝烟味道应该是最浓的。
组织一次活动，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上百，如何让这么多素昧平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舒适，这都是每次活动前马玉玲她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汪永晨、张玲、马玉玲三个人各有分工。汪永晨相当于一个剧组的策划，活动的主题以及和当地打交道等宏观的问题由她来解决。当活动草定下来，张玲就扮演导演的角色，负责整个行程的安排和经费的估算、联系人员等具体事宜；冲在最前线的是马玉玲，她相当于演员，带领志愿者到目的地，保证他们的行程的安全和舒适。
每次活动她们都要忙得脚丫子朝天，汪永晨说她连系鞋带都是在出租车上完成的，而张玲、马玉玲有时一天都在打电话，统计人数和经费，每次活动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开始筹划。联系一个人起码要打三次电话，第一次确定意向，第二次确定交费，第三次通知取票。但这只是理想状况，因为有时有人联系不上，或出差或手机关了，有时有人说不参加后来又想参加，有人说参加后来又不想去了，有人忽然介绍了一堆朋友同事一起来，这些都要重新制定名单。如果有人买了票忽然去不了，那又是一件烦心事。
定票的时候麻烦事又来了，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播绿家园节目的时候，把绿家园的电话也留下来了，马玉玲家里的电话列在最后。有时候节目一完，马玉玲家里的电话马上响起来。往往一个电话就说老半天，因为都是偶然听来的，他们往往从组织机构问起，有的还问你是房地产的，是不是要卖小区啊……最晚是凌晨2点，还有一个上夜班的工人给马玉玲打电话，但马玉玲睡得很熟，老伴只好起来接电话说：“马玉玲现在睡觉去了，现在没人值班，你明天再打吧。”那边说了：“那你是谁啊，是看门的师傅吧？”老伴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到了白天，就是马玉玲的工作时间，电话基本就被她霸占了，光是打电话每个月就得交上好几百块钱。除此以外马玉玲每天都要到办公室报到，车钱、饭钱一天就是十多块。
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别人以为马玉玲这么拼命是在赚大钱，其实那是赔了钱还要搭精力。可马玉玲觉得值，她乐在其中。
一旦大家订了票，各种要求就都来了：有些成帮结队来的人要求座位或卧铺连在一起，有的夫妻要在一块，有的老年人要求在下铺，有些人来的时候是好位置，返程的时候就要让给那些来时坐在差一些铺位的人……这些排列组合让人头痛欲裂，离出发的日程越近，大家就越忙，每天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时间长了，脑袋发木，有时候很熟的朋友都不知道是谁了，整个大脑好像断了电。到了目的地大家吃饭的时候，马玉玲开始点票，准备下面的行程，和当地接待的人交接，根本没有空吃饭。等准备工作做完了，大家已经吃完饭要出发了。
虽然这么累，可马玉玲觉得每次带队活动和自然亲密接触，观鸟植树，呼吸都市所稀缺的纯净氧气，就好像进了一个大氧吧。这种感觉是被困在防盗门后体会不到的。最让她高兴的是，她接触了很多知识层次很高的人，很多年轻人，长了不少知识，心态也变得年轻了。所以，尽管一年到头四处奔走，累归累，但马玉玲却没有生过一次病，身体反而比过去还要好。
在组织去壶口植树的活动中，马玉玲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话的是个小伙子，下面就是他们的对话：“我愿意去壶口，我愿意去植树，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马玉玲说起这些话都有点程式化了，几乎每接一个电话都要这样说一遍：“我们是民间的组织。前期策划是由中央电台的汪永晨主持……”不等说完那边就连珠炮式地问：“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一个志愿者，我没什么身份我只有身份证。”那边声音更大了：“那我把钱交给你就放心啊？你连个地址都不留。”“你给我打的电话就是我们家的电话。”“那我又怎么知道你这个电话是真还是假？”面对这一连串的诘问，马玉玲很理解，这些问题当初她也曾经有过，在她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她对这个社团的性质也产生过怀疑，也是摸着石头过的河。所以，她才会不厌其烦地解释，尽量让对方解除疑惑。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儿问：“那你什么时候订票呢？”马玉玲告诉他明天她们就要买票了，要定就今天定。他还不放心说：“那我就在西客站当面交钱了。”
第二天凌晨，马玉玲和张玲两人早早到了西客站，身上揣着几万块钱，挤在人群中排队买票，这样虽然累，但能替每个人省5块钱定票费。看见马玉玲写着绿家园的红帽子，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慢慢蹭过来吭吭哧哧地问：“你是绿家园的吗？”他一看她们真的买票了就把钱拿出来了，总算人了伙。马玉玲把红帽子给他戴上了说：“到那天，我们就凭着红帽子认你了。”
到了出发那一天，都是第一次来的新志愿者，彼此都不认识，就凭着马玉玲的红帽子聚到一起。小伙子也来了，总在马玉玲身边，可是到了车上，他又有心事了，老是不吭声，皱着眉头坐在角落里。马玉玲问他：“小伙子，你哪不舒服吗？你心里有话就和我说吧。”他说，听了中央电台的苏京平的介绍就想参加这个组织，可是这个社会骗人的事是再正常不过了，一个人500块钱，那10个人就5000块钱，骗起来不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不敢把钱立刻交过来。他宁可起大早跑到西客站等。可是把钱交了以后跟哥们儿一说，他们都笑他傻冒。他们说：“我们以为让你白去玩呢！花500块钱你就去，你是不是有病啊！花钱自己买树，还跑那么远给别人种树，你干点别的好不好？”后来又遇上一个哥们儿，他听了就一句话：“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他就不明白是自己不正常还是别人不正常，所以就自己独自郁闷。马玉玲哭笑不得。
回来的路上，他兴致高极了，一路上又唱又笑又说，嘴巴就没合上过。他笑着说：“我非回去馋我那帮哥们儿不可。这500元真值！你们怎么搞得这么好？我给您一个电话，您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
还有一次，一个叫韩桂芳的观众看了北京台的《绿色行动》上有介绍绿家园的一个片段就给节目组打电话说：“我在中央电台苏京平的节目里听说他们要收钱去内蒙古植树，我看他们是骗子，你们能不能核实一下？”《绿色行动》节目组的人说：“确有其事？”几个人扛着摄像机就到了绿家园的办公室。
这时马玉玲正在贴介绍历次活动的展板，张玲正在分去内蒙古的车票呢。她们俩一个穿着白大褂，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样子很不“专业”。看着这一彪杀气腾腾的人马，马玉玲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玉玲拿着手里的展板让韩桂芳看他们历次活动的照片，桌子上的车票，有的还是大使馆参赞的车票，韩桂芳立刻被展板上的照片吸引了，兴奋地说：“啊！还有观鸟哪，还上壶口哪……说什么我也要去！”马玉玲笑着说：“就冲你这个积极性，我们就帮你加张票吧。我们俩给你排队买票去！”“好！”韩桂芳很爽快，当时就交了钱。拍完这个镜头，电视台又跟着张玲拍给外国友人露易丝夫妇送票的镜头。这次突击行动的结果是绿家园没花广告钱反而上了电视，从此绿家园的名声就立起来了。
有一件事让马玉玲至今无法忘怀，想起来还有深深的耻辱感。她觉得也许那才是促使她投身环保事业的最大动因。那是马玉玲参加绿家园后的第三次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到长城捡垃圾。只是马玉玲没有想到主持这次活动的是一个叫“英国威廉”的环保组织，参加的都是世界各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她只是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参加的。在王府饭店，置身于金发碧眼的老外中间，马玉玲一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她倒成了外国人了。主持人威廉说这次活动的口号是“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去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每人都发了一件马甲，背后写着“珍爱长城”。
这回去的地方是承德金山岭长城，大家到了山上就散开了，漫山遍野都是拿着塑料袋、纸叉子捡垃圾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都特别认真，树根荆棘底下够不到就匍匐前进，直到把垃圾全掏出来。马玉玲看见路过的中国人惊奇的眼光和看热闹时露出的呆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和讽刺啊，在中国的长城脚下外国人为中国人捡着垃圾，而路过的中国人却事不关己地看热闹。这里不是八达岭长城，来的游客少得多，可还是垃圾成山，马玉玲受到很深的伤害。她不知道要埋怨谁，她觉得自己成了中国人中的异类，也成了外国人中间的异类。她只好拼命埋头捡垃圾，一面抹去不断流下的泪水。
中午吃饭的时候，“英国威廉”拍着马玉玲的肩膀说：“你刚才流眼泪我看到了，你不要想得太多，无论中国人到外国，还是外国人到中国都一样要呼吸空气、喝水，空气和水没有国籍。水和空气被污染了，大家都遭殃，你不要着急，什么工作都要有个开始，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马玉玲知道他是在安慰自己，可是毕竟在外国人眼里一些中国人正在糟蹋地球。水和空气是没有国籍的，但是眼光是有国籍的，马玉玲无法设想这些外国人在捡垃圾时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无论如何也驱赶不散。
过了一会儿，威廉又问马玉玲：“你去过天安门吗？”马玉玲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北京人怎么会连天安门都没去过？他又说：“你去看过升国旗吗？”马玉玲说：“我去看过升国旗一次，又看过降国旗一次。你去过吗？”威廉笑着说：“我去过21次。”马玉玲感到好奇，只好说：“那你真了不起。”“那你的感想如何呢？”威廉很认真地问。马玉玲说：“看着威武雄壮的仪仗队，听着悲壮的国歌，我当然无比自豪了。大家也都十分严肃，有的人还很激动。”他有点狡猾地笑着问：“那你还注意到什么？”看着马玉玲有点迷惑，威廉进一步说：“比如当人们散去的时候……”马玉玲摇摇头。他叹口气说：“当人们散去的时候，他们的矿泉水瓶和怕裤子脏而垫着的报纸还有各种零食的食品袋和果皮……那就是一片垃圾场。”马玉玲感到自己好像被当面打了一个耳光一样难受，可是，她无法解释，无法辩驳，因为事实如此。威廉接着说：“我们这次没去八达岭，那里的垃圾就更别提了。”
从金山岭长城回来，马玉玲特意和老伴又去看了一次升国旗。她特意观察了一下，当时天安门前汇集了从全国各地来的人，他们操着各种口音在等待的时候，就把早餐吃了。可是当国旗升毕，人群散去的时候，真的像威廉所说的那样，天安门广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早有准备的工作人员拿着黑色的大编织袋，紧张地收拾着满怀着爱国激情离去的人们留下的各种垃圾。他们除了照片什么都没有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留下了。
从此，环保在马玉玲心中不再是个偶尔为之的虚幻概念，而是令她伤过心也让她为之饱尝耻辱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了。这件事给她的伤害最痛，给她的感悟最深，给她的力量也最大。她只恨自己觉悟太晚，每念及此，她都无法平息自己的痛苦，无法止住夺眶的泪水。她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让更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觉悟，不再被外国人鄙视，直到有一天她能拉着威廉让他看第22次升国旗，当人们离去，还是一个清洁美丽的天安门广场。
说到这里她再一次泪流满面。
（《婚姻与家庭》200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