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头10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外遭英国封锁，内处经济萧条的窘境。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并将美国带入光明的未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被称为“美国工业化宪章”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工业立国”的理论和措施：制造业不受土壤、气候影响，比农业有更大的效率和产出，是美国产业发展的方向。他主张弥合美英矛盾，引进英国的资金、技术。汉密尔顿这一报告把新生的美国引入了时代潮流的主航道。
实践证实了“汉氏药方”的灵验：美国用10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欧几百年的路。但此政策却招来了南方种植园主的激烈反对。种植园主出身的国务卿杰斐逊也坐不住了。他认为，美国与英国国情不同，欧洲地少人多，只能发展商贸和制造业，而美国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应把工业留给欧洲，美国则走商品农业的道路。随着杰斐逊1800年入主白宫，“杰氏方略”开始吃香。一系列体现农业立国的方针政策开始贯彻执行。
但是，随着英国的战争威胁，以及杰斐逊认为搞工商业的英国必然依赖以农业为主的美国而抛出“禁运法案”，却使美国经济再次陷入困境。严酷的现实证明，不论新生的美国离欧洲列强有多远，它终归要成为工业化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验证了汉密尔顿的预言：没有自己的大工业迟早要挨打。深刻的教训使杰斐逊重新拿起已故政敌14年前撰写的报告，开始执行没有汉密尔顿的汉密尔顿路线。（《中国经济时报》2001.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