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一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采取了“适应政策”。此前，已有耶稣会士发现只有个别地方（如澳门）的极少数中国人成为天主教徒，原因在于耶稣会的做法是不被中国的文化所接受的，例如，要入耶稣会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必须穿着葡萄牙人的衣裳。因而，这种做法，应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传教士的“中国化”。利玛窦又认为，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的批准不可。于是他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一步步接近北京。
二是内部原因，即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皇室对部分西方技术和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的需求。这种需要主要集中在观天和修历、造炮、绘图、皇室服务（如维修钟表、制造望远镜镜片、治病等）等领域。其中观天和修历成了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清朝时，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掌印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一大批耶稣会士先后主持钦天监。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批已睁开眼睛看世界、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他们唾弃了空虚不实的理论，转而尊崇经世致用的实学，因而很容易便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光明日报》2001.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