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企业的人大代表忧心忡忡地说，他所在的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眼看报请上市材料的规定期限就要到了，许多应由政府审批的事项还没有批下来。这位代表沉重地指出，沈阳反腐风暴过后，现在找政府部门办事，接待要比以前热情多了，但是，办起具体事情来，有时却显得拖沓了，干事推给处长，处长推给局长，局长再推给市长。
一位来自私营企业的人大代表更是满腹苦衷。他说，由于“慕马案”涉及到相当一批私营企业，很多官员把私企统统看成拖人“下水”的“糖衣炮弹”，处处躲避私营企业，不敢给他们办事。
一位政府部门的人大代表分析说，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一些干部看到“慕马案”中权钱交易的黑幕和丑陋，感情和信心都受到了重创，直接影响了工作热情；二是一些自身不大干净的干部心有余悸，不敢办事，生怕再招惹麻烦；三是一些想办事的干部也不敢出头，担心热情办事惹来种种权钱交易的猜疑。
惊心动魄的反腐风暴过后，沈阳当地官员的心态需要一个调适和休整的过程。但是，用低迷和疲软的暂时性状态来解释“腐败后遗症”，显然低估了这一症状的严重性。此间人士认为，需要引起人们警惕的是，由于沈阳反腐力度加大，基层办事不敢送礼了，一些官员得不到好处了，办事也就没有动力了。
礼不收了，办事也没有积极性了，这种现象必然引发一个更深层的追问：官员干部的“办事”动力在哪里？如何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既是老课题，也是新课题。（《工人日报》200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