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据美《标准周刊》揭发，安布罗斯新出版的、描写二战的著作《狂暴的蓝天》中，至少有三大段一字不改地抄袭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教授托玛斯·柴德尔斯的著作《晨翼》。虽然安布罗斯在脚注中说明，《狂暴的蓝天》的参考书目包括柴德尔斯的著作，但安布罗斯并没有在脚注中说明哪些段落系直接引用柴德尔斯的原话。此事立即震动了美国学术界。已出版过30本著作的安布罗斯只好承认自己“一时疏忽”，忘记在引用柴德尔斯的原文时打上引号。他许诺再版《狂暴的蓝天》时将予补上。他认为自己只是仓促写作时的无心之过。随后，美国媒体又揭露，安布罗斯涉嫌剽窃的著作多达五部！
其实，剽窃与抄袭，多年来一直困扰美国学术界与写作圈。自1993年以来，美国共发生14起被控抄袭案。大名鼎鼎的民权领袖金恩牧师死后被人发现他在波士顿大学的神学博士论文，竟然有一半以上是抄袭他人著作。作家之间互控抄袭之事，更是屡见不鲜。更可笑的是，年前《纽约时报》一名讣闻版的记者，在一篇讣闻传记中被人指控抄袭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人士指出，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在学术著作中仅使用脚注是不够的。一位作者只对剽窃的部分脚注一下，就像一名窃贼在犯罪现场留下一张带有自己住址的“谢谢纸条”，虽然他的罪行因此而减轻了，但他仍是窃贼。（《青年参考》200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