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著作权法》尚未正式颁布，一些出版社事先既不向作者征求版权，事后也不付酬，不寄奉样书。
曲波的妻子刘波说，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曲波除完成职务工作外，一切假日和业余时间都用来写作，身体从“文革”中受折磨起就有病。这些年更是年老体衰连年多病。目前，他要作肾透析治疗，身体全靠药物维持。
这几年，曲波夫妇靠有限的养老金生活。夫妻俩同时住院时，就要请护工，而要支付每位护工每天60元的护理费，对于他们无疑是很沉重的负担。如今，缠绵病榻生命垂危的曲波，意识清醒时，仍想知道这些事的究竟。谁都知道老人的心愿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求一个最起码的按劳付酬的作家权益。
出版社也颇多苦衷。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使作家的小说发行上百万册，盈利数十万元，利润也几乎全部上缴了国库。
像曲波这样遭遇的，还有《红旗谱》的作者梁斌、《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红日》的作者吴强等。在物质上，他们创造了数百上千万元的经济效益；而在精神上，他们的作品几乎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二三十年间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这些艺术家们，尚健在的已经不多了，老人们大都不富有，过着相当朴素的生活。（《中国文化报》2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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