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一个南方的“鲁迅研究专家”兴冲冲地在报上及书中宣布：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不是在一般人认为的1927年他们到了上海以后，而是在1925年，他们还在北京之时，就已陈仓暗度了。接着，就有一个北方的“鲁迅研究专家”在报上讲南方专家使用的材料有问题，不可能说明鲁、许二人在1925年就如何如何。于是，南方专家又反驳……后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忍不住了，出面斥责那个南方专家不尊重个人隐私，只想自己做文章。的确，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研究”对鲁迅思想的阐发、鲁迅作品的探究有何帮助，只能说明一些当代所谓“文学研究者”的无聊。
又比如，鲁迅日记中偶有“夜濯足”的记载，于是又有人大上兴致。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濯足”乃是鲁迅性爱的隐语！说它无聊吧，引用这一“研究”成果的文章就见到几十篇；说它有趣吧，我实在看不出这种做法对研究鲁迅思想与作品有何价值。
这类“文学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或许，这也是文学走向衰亡的一个征兆吧？
（《中华读书报》2002.2.6孙玉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