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8日晚，大约七点多钟，正干家务活的河南省南阳市市民张娟，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张娟开门后，见是和丈夫赵东升一块去河南桐柏县出差的同事刘杰。刘杰说，刘阳（和赵一块出差的另一位同事）喝了点酒，在那儿惹事了，判咱们没理，还挨电警棒了！
张娟急忙冲到门外的汽车旁，看到丈夫赵东升在车座上，头低着，双眼闭合，一句话也不说。
急赴职工医院。门诊医生看病情严重，让住院治疗。
整个晚上，张娟一直守护在病房里。据张娟回忆，她当时注意到，赵东升头发上沾有白灰，上身的夹克袄上也沾满了白灰，下身穿的裤子臀部被严重磨损起毛，带有白灰擦痕。
张娟反复地大声追问丈夫：“你们这次出差到桐柏，到底咋着了？出啥事了？”
问了好几次，他才费力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迸出：“派出所……狠……跪……打头……”再也没往下说。
12月9日下午4点，赵东升停止了呼吸。
当死者的衣服被剪开后，人们看到其下肢、后背、腰部等处均有大块青紫伤痕，双臂呈紫红色，并有点状伤痕，疑为警棍电击所致。解剖头部时，人们看到死者右侧颅骨凹陷，有两道裂缝，锯开后颅内有5－6平方厘米血块。透过颅骨上的裂缝，能清晰地看到阳光。
在尸检过程中，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曾经要求进去摄像，但被法医制止。他们说：“公安局有人照就中了。”死者家属要求看尸检结果，也被拒绝。
与赵东升一同出差的一位同事说，刘阳和刘杰二人因故与当地人发生纠纷，双方发生厮打，后来，刘阳和赵东升因此曾被带到桐柏县城关派出所。刘阳还亲口对别人说，在派出所曾听到赵东升“哎呀”、“哎呀”的惨叫声。
身年仅32岁、体健壮、曾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并立功的丈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张娟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赵东升临终前的那句话也一直在她耳边回响。张娟认为，这是赵东升留下的最重要的证据，他是被桐柏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
12日晚，赵的亲属写了一份诉状，指控桐柏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及该所三名治安员在审讯赵东升时将其殴打致死。手执诉状，他们赶到原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南阳分院报案。
接到诉状后，南阳检察分院立即着手调查此案，并派法医再次对赵东升的尸体进行鉴定，认为赵东升系钝性物体打击致颅脑损伤死亡。也就是说，他是被人打击其头部后死亡的。1993年春节前后，有关办案人员初步证实，赵东升死前身上的白灰来自桐柏县城关镇派出所。
但随后，案件的进展就越来越慢了。一些曾态度和气的官员脸上也渐渐没了笑容，变得爱答不理起来。而个别本来敢吐露一些真实情况的当事人也噤若寒蝉。
就在赵的家人几乎绝望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南阳畜牧站的研究员张瑞璋马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1993年10月下旬，张瑞璋把此案向南阳地区人大法工委反映；1994年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张瑞璋把赵东升一案的材料带到北京，并联合其他16位人大代表递交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侦破此案。
此后，张瑞璋和另一位南阳籍全国人大代表贾宝珍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有关部门催促此事。谁料想一年下来，不但案件无任何进展，而且1994年7月5日，此案的重要证据———赵的尸体却被火化了。一位领导甚至对他们说：“你们管这闲事干啥！”张瑞璋当即回击：“我是人大代表，老百姓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是闲事？”
1995年1月，正当张瑞璋准备再次提出议案时，一场意外的车祸使张瑞璋骨折、卧床不起。眼看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就要召开，自己的伤势却不见好转，急得她躺着写了一份要求尽快解决赵东升一案的议案，贾宝珍带至北京。自己则每天与贾宝珍通电话，询问建议结果。
在议案中，张气愤地写道：“人死了，总要有个交待，这是人之常情，也是起码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再次建议：1、速派得力调查组重新立案调查。2、公开死者尸体解剖化验结果。3、查明强行火化尸体的原因。4、尽早结案，给家属作好安排。”
在不断提出议案的同时，张瑞璋还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走访调查。在全国人大和河南省主要领导的关注下，此案开始有了进展。桐柏县城关派出所有关人员承认，在讯问时，曾有人对赵东升进行了殴打。
1996年春，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张瑞璋再次联合16位人大代表提出赵东升案。并把赵案的有关材料直接交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李阅后十分气愤，当即批示：“人命案一定要依法追究，否则，怎能平社会之愤，怎能树立司法机关形象。请组织研究，想尽办法，予以攻克。”
6月30日，联合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第一现场陈淮峰打了赵东升，后在派出所，赵东升又遭到治安员胡伟的毒打。听到赵东升的死讯后，陈淮峰、刘军等5人订立攻守同盟，都不许说那天喝了酒，拿棍子打过人；而胡伟因害怕事情泄露，还专门买了4条烟，分别送给当时在场的刘长献、丁发奎等人，请他们多多关照。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起初调查时无功而返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料没多久，办案单位又放出话来说，案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时过境迁，难以查清”。此后，案件又被束之高阁。对这样的一个结论，张瑞璋是不能够接受和容忍的。
南阳市有关部门的不负责任，使张瑞璋极为愤怒，她说，豁出去代表不干，也要把此事管到底。
1996年11月27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人大代表提议，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就南阳赵东升案向省检察院提出质询。质询会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11点。会后，省检察院的江副检察长深有感触地表示：“我干了这么多年检察长，还没遇到过这么厉害、这么有水平的人大代表。在我为官这任，一定努力办好此案。”
1997年1月，由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共2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进驻南阳，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这是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迫于压力，桐柏县公安局终于对此案立案侦查。随后，又没有了消息。
为了把此案监督到底，1996年在郑州的一次会议上，张瑞璋找到和她一样正直泼辣、敢说敢为的焦作籍人大代表姚秀荣，希望她也参与监督此案。姚秀荣今年48岁，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在焦作起重机械厂当刨车工人，曾多次荣获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周围的同事对她的评价是，“办事风风火火，好打抱不平”。
作为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因多次为普通群众仗义执言，而在当地享有盛誉，群众亲切地称她为“平民包公”。她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要说，要说，不说不中。”
1997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瑞璋、姚秀荣等16名人大代表，又一次联名提出议案，要求查清赵东升案件。
1998年全国人大换届时，张瑞璋、贾宝珍双双落选。这使姚秀荣更感到这副担子的沉重，但这也更激起了这位工人代表坚持到底的决心。她果然不负所望，不仅连续4年与33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就赵东升案提出议案，而且多次给有关部门领导写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案件奔走呼吁。
此后，案件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姚秀荣并不泄气。针对有关部门答复的第一现场凶手陈淮峰不知去向，他没有父母、兄弟，无线索可找的结论，姚秀荣又3次坐长途汽车到案发地桐柏，就有关犯罪嫌疑人的去向进行调查。结果查证陈淮峰不仅母亲还在，还有姐姐，他的一位亲戚还是县直某局领导。
人大代表们愤怒了，1999年元月，在姚秀荣的建议下，33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发出了反映案件查处情况的特快专递。5月17日，在公安部的直接催促、督办下，曾参与殴打赵东升的犯罪嫌疑人陈淮峰在深圳落网。
然而过了一年多，有关部门还是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陈淮峰的罪定不下来。为了催办此案，姚秀荣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到郑州问一次结果。为了节省几块钱路费，每次出门去郑州或南阳，她都是坐价钱较低的普通客车。碰到夏天气温高时，身体较胖的她总是热得满头大汗；有时去晚了，碰到下班，她就捡张报纸铺在地上，坐在那儿等人家上班。
2000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姚秀荣再度联名33位全国人大代表，就赵东升案提出批评建议。在会议发言时，姚秀荣激愤地指出，“现在，已经不是受害人家属在告状，而是我们人大代表在告状。我们告了8年，从中央到地方，找了多少领导，现在还是没有结果。那普通的老百姓谁还敢告状？到哪里去告？”
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梁国庆，对南阳赵东升案件作出批示：“此案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案，抗战八年都结束了，可这起普通刑事案件，为什么查证不清？决不能再拖了。”梁检察长要求，抽调精干办案力量，一定要办理好此案，给人大代表一个满意的交待。
不翼而飞的法纪案卷终于找到
在高检院的督办下，河南省检察院经认真考虑，决定改变过去的做法，选派曾长期在侦查部门工作，又有案件审查经验的公诉处主诉检察官张尚斌主办此案。
张尚斌通过大量细致的阅卷、现场勘查、走访证人、分析判断案情，发现本案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疑点：若被害人赵东升是因在第一现场被殴打后致死，为何在去第二现场派出所期间，其言谈举止依然如常？与赵东升一起被带到派出所的刘阳证明，在二楼就听到赵东升被打时的惨叫声，这是否说明在派出所赵东升被殴打的情节与其被伤害致死的原因有关……
张尚斌意外发现，赵东升案件的卷宗材料里，只有公安机关侦查陈淮峰等人在苏区宾馆打架的材料，没有检察机关法纪部门侦查此案所取得的案卷材料。连案卷都不知去向，那一份又一份断定赵东升在派出所没有受到殴打的结论又是凭什么作出来的？
情况汇报上去后，有关领导下令，从县院到省院，一级一级的查，必须找到案卷。经过一番努力，省检察院法纪处终于在省院档案室，将本案封存已久的七册厚厚的卷宗材料找到了。
经过对法纪部门侦查获得的大量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张尚斌认为，在苏区宾馆院内，犯罪嫌疑人陈淮峰持木棒打中赵东升头部一下，将赵东升打倒在地，其行为对被害人头部损伤具有必然、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本案的第二现场派出所一楼治安室，被害人赵东升被讯问时，治安员胡伟为给亲戚孙杰出气，抓住赵的头发打耳光，用核桃粗的扫帚棍朝赵东升身上乱打，用腿和皮鞋对赵的头、胸、胁部，猛踢狠踩，将赵打得“哎哟”直叫，治安员胡伟对赵所实施的殴打行为，也是致赵东升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此，此前一直被漏诉的治安员胡伟伤害赵东升犯罪事实的查清，标志着本案真相大白。
2001年5月3日，胡伟被抓捕归案。9月7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淮峰、胡伟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缓。被告人胡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20900.53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桐柏县公安局负连带责任。
采访中，一位司法机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他曾问南阳市一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既然早就有人证明胡伟曾殴打了赵东升，为什么后来又说没有证据？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给人大的汇报文件都是按领导意见起草的，根本没有采用调查中获得的证据材料。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遇到了爱叫真的人大代表。
这起历时8年的人大代表监督案，在中国的法治进步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笔。
（《中国青年报》2002.2.27李钧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