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以为“星”们月进百万之后还要跑到税务局划掉几分银子……
2001年11月8日，香港艺人张柏芝因广告纠纷被东洋之花告上法庭。尽管张柏芝本人并未到庭，但对此案的审理仍吸引了众多的媒体。庭审完毕，一位法官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拍个广告竟有250万的收入。我工作一辈子连人家的零头都挣不到！”
其实，在广告酬劳上，张柏芝并不算最高。赵薇被“RedEa r th”看上，她担任代言人的酬劳就高达300万港元。同时兼任几家厂商形象代言人的章子怡为TAG H leu e r名表一家代言的酬劳就有300万元港币。郑秀文一支美容广告就让她一年有500万元港币的收入，而且还签了两年，等于是赚了1000万元港币。梁咏琪四支广告赚了775万港元。周星驰以1000万港元接拍了“娃哈哈”广告。
当年电影演员李默然作为第一个食螃蟹的人，遭到众多非议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而今，不是明星该不该做广告，而是广告要价继续攀升的问题。难怪某明星直言自己喜欢拍广告片，一是出镜率高，再就是丰厚的回报，还有一点她没有说，但大家心知肚明：短短的广告片远比演戏要简单得多。所以明星们的笑脸越来越多地在屏幕上、在街头灿烂。
与此同时，被明星们称为上帝的观众的收入状况又是如何呢？据政府统计，2001年前10个月，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665.3元。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以25岁参加工作到55岁退休，以1万元／年收入计算，也就是，工薪阶层工作一辈子，不做任何消费，共得收入30万人民币，确实不抵明星一两分钟的广告收入。
巨大的差距让老百姓心里酸溜溜的，有人发问：“他们交税了吗？”
2000年广东地税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高收入阶层所交纳的比例仅占2.33％，从全国范围看，工薪纳税要占到4O％—70％，这种比例显然存在严重问题。
迄今，刘晓庆、毛阿敏的税务风波在民间仍记忆犹新。作为回答，近日有媒体传出尽管演出商在广安的演出连成本都没有收回，但毛阿敏仍叮嘱：“按合同，你们要代我向国家交税，无论演出亏与赚，你们必须无条件交税，否则我举报你们。”可见毛阿敏已然接受了深刻的教训。
北京某地税局赵副局长对“星”们纳税的态度分析是：他们得到的名誉很不容易，不愿为了这点钱毁了自己的前途。歌星田震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税务部门的功劳：现在管理要比以前清晰得多。一场演出，基本上都是由税务机关和主办单位进行沟通的。而演唱会的门票都有税务局的章，要按照门票实际销售额进行申报。
也许因为演出的声势浩大，偷漏税行为更容易被发现，故而有些明星把侥幸的目光纷纷转向广告业，于是有了这种说法：“过热的广告使走穴成为过时的名词，但走穴中易发生的偷漏税却继续为某些明星利用。”
也可能正因此，国家税务总局把2002年的个人所得税税收重点锁定在“演艺人员、从事广告演出的名人”身上。
然而显形的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微妙的东西含而不露，让你对“星”们鼓鼓的钱包只有眼馋的份儿。
章子怡成为“联想”的形象代言人已经一年有余，但对其得到的酬劳双方依然对外宣称无可奉告。在采访中联想公司很敏感地一再重申，联想在纳税方面一向规规矩矩，并肯定章子怡的酬劳是纯粹的酬劳，联想已经替她交了税，这也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当记者询问到一些具体环节时，联想方面拒绝了采访，并告知这也是合同中章子怡对他们的要求。
另据记者侧面了解，给“名人”掌上电脑做电视广告的李亚鹏，从厂商那里拿到的也是税后收入。据说这种由广告商代交税的现象在圈里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双方协商的基本都是税后收入，至于交多少税、如何交，那都是广告商的问题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星”们月进百万之后还要跑税务局划掉几分银子，人家全干净利落地装进腰包了。
普通人在遭到各种广告的“轰炸”之后，总有些愤愤不平：明星们在拿到其应得的广告酬劳后，是否应该知道企业为其代缴了多少税款？
以章子怡为例，因为“隐私”的问题，我们只能假设她拍“联想”广告的实得收入为A，由联想公司代缴纳的税款为S，她的总报酬是“A＋S”，也就是说，不管联想公司给她多么巨大数额的报酬，她都永远不会从“A”中拿出一分钱缴税！
这是否与税法的立法初衷有些背离？
《个人所得税法》明确写明征收“个税”的目的就是调节收入差距，而广告商与“星”们的联合，似乎没有使法律达到应该达到的效果。于是，也就有了税收“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星’贵族”的议论。但是赵副局长明确地说：“税法允许代缴，他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有人提出，能不能禁止“代缴”呢？
如果禁止“代缴”，联想公司将“A＋S”的总数支付给章子怡，而让她自己去税务部门缴纳应缴的税款“S”，这样一来，虽然章子怡的广告身价上了一个台阶，但企业并没有多付一分钱，而章子怡也许会真正体会一个纳税人尽义务的滋味！明星们的纳税意识将从此得以培养和强化，这才起码从形式上体现出一种公平！
税法专家、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认为，由谁缴纳不是问题，也并不就此断定明星没有纳税意识，而是要注意其中有无猫腻。他说，根据税收相关法规，这种行为称为“源泉扣税”。如何证明广告商代缴的是足额交纳才是关键问题，比如合同中条款与实际支付是否确实一致，他们有否通过分散支付的方法逃避加成征收？也就是说，通过广告商代缴，完全有可能成为形象代言人逃税的手段。
记者到北京海淀区地税局采访的日子是1月8日，办公室的小金很遗憾地说：“你们如果昨天来，就会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每月7日，是税务局给“三高人员”（高收入、高职务、高知名度人员）规定的纳税、缴税的日子。这些面孔中就有赵忠祥、倪萍。北京朝阳区则把那英、田震、刘晓庆归入重点纳税的95人中，对他们建立单独的档案管理。其他部分省市也用了这种方式，还经常互相学习经验。这种交流方式正好给双方提供了机会，可以互相了解到自己辖区内的明星是否有在外地演出、做广告等赢利性活动，有无完税，以弥补漏洞。
尽管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税务官员表示不敢说管理很完善，什么漏洞都没有。
我国法律对纳税人偷漏税的行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严密的规定。但是发现偷税、漏税并采取相应措施是税务机关面对的难题。因为发现情况后需要出具掌握的证据来处罚，而证据偏偏不好收集。近期，某演员主演某部电视剧而没有到税务部门申报，税务人员费了很多周折，询问了很多单位、个人，都没有搞清这部电视剧的片商是谁。
有资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主动申报纳税率还不足10％。
赵副局长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了个建议：建立信用制，取消现金交易。所有交易全部用卡进行，再跟银行联网，不明收入立刻就知道，然后要求当事人告知来源。她还建议税务总局应该建立信息交互网，把全国各地区一级级联系起来，从而避免偷漏税情况的发生。
将来税务部门如何健全自己的管理机制，税法如何修改，那属于后话；而老百姓日前关心的是如何让“调节高收入者”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让普通百姓“自己喝粥也交税，明星吃肉不花钱”的抱怨逐渐消逝。
（《法律与生活》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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