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这样的现象也曾有过。例如，胡适当年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的批判和蔡元培对此表现出的雅量，就永远具有示范的意义。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开篇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甚至直指蔡先生的大名：“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胡适有太多的理由在蔡元培的“谬误”面前屏息敛声。从“利害关系”上说，其时的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而胡适是北大的一名教授。今天，会有哪位教授不客气地在学术上批评自己的校长吗？从私人关系上说，胡适是蔡元培延入北大的，蔡元培对胡适可谓“恩重如山”。但胡适既没有考虑“利害关系”，也没有顾及私人情义，只看重学术上的是非。当然，胡适能这样做，与其说表现了他的学术勇气，毋宁说表现了他对蔡元培胸襟、人格的信任。对于胡适的批评，蔡元培是并不接受的，他也公开著文与胡适争辩。但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丝毫也没有损害二人之间的情谊。
今天，倘有这样的事发生，扮演胡适这种角色的人，不但要被对方视作“忘恩负义”，也要被其他人说成是不知好歹吧。这说明，学术界的“生态”确实已恶化到极不利于学术生长的程度了。
（《中华读书报》2002.3.13王彬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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