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盘很野很土，像是500年前没有经过一点现代烟火熏陶的从阴山、从新疆、从灭亡的西夏漫漫而来的农民在放开最狂野或者最悠长的嗓子吼。
这张叫《圪梁梁》的CD背后有很曲折的故事，我知道没有一张CD诞生得如此艰难。
中国西部的嗓音很有特点，欧美人很喜欢。几年前才旦卓玛被英国人请去，录了一盘叫《英格玛》的带子，在全球极受欢迎。外交部的人说：“才旦卓玛确实是个天才，唱了50年，嗓子还那么亮，她一出去，可给中国人长脸了！”
两年前，美国人又出大价钱与广东人合作出版了名为《喜马拉雅》的CD、影视和画册。
但是，大量不被外人知道的民歌，受着贫困、商业和时代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正在湮没。与每天十几种动植物从地球上消失一样，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在做着保护民歌原生态的工作，照例与做其他正经的文化事业一样，贫穷而困难重重。
《圪梁梁》的制作者是爱陕北民歌如醉如狂的报社女记者李亚熔和另外两个经历不平常的“音乐人”钱茸和白学践。
钱茸从小学小提琴、手风琴，后到山西定襄插队：“我特别喜欢听劳动号子，那是地道的民歌，特别那领歌的，地位很高，他们不干活，披着一件羊皮大衣来回踱着，每次干活我都盼着他们来。我对西部乡土文化的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是江苏人，但不太喜欢很顺口、不动情的江苏小调。我每每沉浸在动情的西部民歌中。”
钱回到北京，在一家报社工作，1983年调往中国音协，1988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
“那些年人们都说中国人没有个性，是千人一色，实际上你到西部看看，那么敢说敢唱，有那么叫人血热的东西，清一色实际都是文人音乐搞中和给弄的。
“我送留英同学一盘我采风的带子。他听了非常喜欢，说可以帮我采一些欧洲民间音乐。果然他下去给我录音了。他在欧洲各国跑了一段时间后说，越采风越觉得中国民歌丰富。因为欧洲受学院派影响较深，各个国家风格差别很小，而且器乐化、专业化了。中国是一个超稳定性社会，乡土文化沉淀多年，隔村语不同，这本来就有个性，进入民歌更加强化了，民歌就是方言的夸张。这也是民歌必须用方言唱的道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全世界音色最丰富的国家。”
钱茸37岁考上研究生，她的老师要求她用方言唱民歌，她也这样要求她的学生，不管你是学钢琴的，还是学西方音乐史的，都得用侉腔给我唱梆子或者花儿。
钱茸知道，现在学音乐的学生基本与民歌绝缘，他们采风不易，国家没钱，好几届学生凑到一起去一次，又到不了真正的山野，都是在城市边上转转。
她发现了一个用方言唱西部民歌的北京记者李亚熔。她们没见过面，但是每晚电话长谈，李说：这辈子有一个秘密，就是做一个MTV。她在电话里用西北方言唱起来，钱说你现在就能拍，我不骗你，我整天就听这个。将来你能大红啊！
李亚熔拍出《庄稼汉》后引起轰动，上门者络绎不绝，用她的话说：“一拨一拨找我谈继续拍民歌的事，跟开公司的一样，但一谈到钱就缩了。”
钱茸对过去的同事白学践老板说：民歌中最有特色的是西北民歌，《庄稼汉》值得往下做。于是这个老板从丰宁满族自治县铁矿拍拍土就来了，当夜赶到李亚熔家，听了《庄稼汉》后当下拍板，决定扩而展之，做一盘西北民歌的CD。这时他刚开矿半年，又碰到了大洪水，泥石流把五个矿冲了三个，正缺钱，但他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地把钱投进去，到1999年已投了50万元了。他的股东们对他这种几乎没有盈利可能的举动十分愤怒，闹着要退股。白老板年轻时曾对音乐非常痴迷，后来下海了，算是文人下海吧。
当白老板拍板与李亚熔合作继续做西北民歌即《圪梁梁》时，李激动得一夜无眠。几天后，就跑到陕西找那个歌王，哄着他，请他吃饭，说好一首歌5000元，还拿出一捆钞票（5000元）放他手上做定金。李亚熔原来想，《圪梁梁》应该是他一个人的专辑，得让他顺当合作。
没多久就是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李亚熔，那个歌王来了好几天了。李纳闷，他来了怎么不找我？给他打电话，他气呼呼来了，说不行，一首歌一万，不行我就跟你们打官司。李心想你跟谁打官司，拿了5千块定金，活还没干呢，而且你当时也签了合同。
白老板说，我去把他捋顺。白去了没说别的，先掏出500块钱：“您这两天在中央电视台拍片累着了，补一补。”农民乐了，老板长老板短地叫着。白第二次去看他时，又是没说话先拿出500。果然奏效。老农说，咱们开始录吧，咱们唱吧！
李亚熔愤愤不平，这个专辑不能这样做了，哪有一个农民一万块钱一首歌的。这样的人到进棚时总归会给我们来一下，做到半截说不唱了，你真没辙。给这样的人出专辑心也不甘。她回想起几年前拍《庄稼汉》，摄制组成立了，她过黄河到陕西去请这个农民，早就说好的时间，他却躺床上说病了，一连两天不起。李用尽一切办法不管用。摄制组一天就是近万元，都是她这个穷记者的血汗钱。她只得含泪咬牙说不拍了。那农民一听，马上从床上跳起来……
被逼绝路，突萌想法，干嘛非拍他一个人，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几省的“歌王”像星星一样多，出一盘西北五省的农民群像，多壮观，再也不怕他拿搪了。
大家都叫好，没想到柳暗花明，他们制定了一个长远规划“乡土音乐系列开发工程”，《圪梁梁》是其中的第一盘，西北盘。
找花儿的歌王，找信天游的歌王，找蒙古歌王，到农民中去找。《圪梁梁》需要。他们找到中青报记者唐钰帮忙，先找到“花儿王”，不行，岁数大了，又找到一个，正挣钱忙，又找到撒拉族的韩占祥。韩在当地是富户，但还是放下生意来北京。一唱发现没有假声，作曲家特满意，但钱茸不甘心，花儿就是真假声交替，没有假声不典型。有人介绍“花儿王子”齐富禄，一听录音三人都叫绝，马上打电报：速来京！当时王子正在病中，还没全好，就关闭了他的“花儿卡拉OK”歌舞厅，骑马过滩，往北京赶。
这些歌王实际就是草原的行吟诗人，走到哪儿都特受欢迎，人们把钱和花扔向他们。正是年关，他们来北京，几万元就损失了。
白老板等听到一盘美国人做的蒙古民歌，里面有人唱“呼麦”，那是在内蒙绝迹几十年的一种蒙古歌法绝技，即一个人同时发两个声部，一个极高一个极低，相差十几度。中国真的没人会唱了？他们不相信，到处打听，真的打听到了，有这么一个人，中国只有这一个人。他们喜出望外，开着车就往内蒙古赶。
这人叫斯琴比利格，家在离呼市不远的草原上。他原来是中国音乐学院学美声的，突生使命感，不能让呼麦这一蒙古民族的歌艺绝迹。于是利用到蒙古探亲的机会寻访，用自己嗓子试验，情愿毁了自己做为歌唱家的前途，嗓子真的坏了，大病，躺在床上说不出话。十几年过去，终于练成功。洋嗓子完了，但最好的呼麦演唱者诞生了。
寻找歌王！李亚熔独自闯草原，在离呼市一百多公里的草原上，在风和羊群掠过的蒙古包里，找到一个老妇人。李知道她很苦，丈夫早逝，儿子在蒙古，求她说，你一定要给我唱歌！老妇人唱了蒙古的民歌。李在听这真正的蒙古长调时，眼泪一直在流淌。
山西河曲的赵田仁，40多岁没娶上婆娘，惟一财产是一个破窑和一头相伴多年的骡子，但信天游唱得极粗犷。为了来北京录音，沿街叫卖自己的骡子，被人骗了，损失500多块。
辛礼生也是河曲人，声音高得出奇，比著名民歌手、号称中国的帕瓦罗蒂的贺玉堂还高。当地人说，贺玉堂比帕瓦罗蒂高3度，辛比帕高5度。就这个奇才，生活非常困难，在县文化馆做饭为生。
这七八个农民来到北京，住到李亚熔家附近一个破旅馆里，实际每天在李家度过24小时，谈笑唱跳，互不服气。齐福林用内蒙靠晋陕这边的蛮汉调唱一个《船夫曲》，辛礼生就说你听我们山西的……原来黄河两岸有许多船夫曲。丰富的素材使李亚熔他们请的两个著名作曲家李黎夫、唐建平兴奋异常，他们用现代手法把不同的船夫曲都做了进去，把黄河水声也加了进去。
这些歌手都是生活在自然环境日益恶劣但又热土难离的西部，吼唱是他们惟一的抒发方式，他们生活中有太多不幸，穷、病、生离死别、黄沙和旱魔的日益逼近，他们的先辈一直到他们这一代还在走着西口，他们爱的姑娘远远离去，惟一相伴的就是他们的羊群，在落日的风中慢慢流淌……
比如王向荣，李亚熔说：榆林歌王，是活得爽朗、死得风流的那种典型的西北人。他15岁时跟一个妹子相好，因家里死活反对妹子走了西口，永远留在了内蒙。有一天他在李亚熔面前痛哭流涕，说总有一天要去找这个妹妹。
《东方红》在《圪梁梁》中也很突出，几个版本汇为一首歌——李亚熔是迄今世界上收集《东方红》版本最多的一人，她一步一步在晋陕寻访得来。
《东方红》原是晋陕地区流传小调。现在发现最早的一个版本叫《唱大娘》：“七月那个七，八月那个八，挎上篮篮摘豆荚，我的大娘呀……”给李亚熔唱的农民笑着连连说，下头不能说了，说不出口——大娘在晋陕也是含义颇广的一个词。
榆林的李有源在这些版本基础上改编出“毛主席是一盏灯，照亮咱自己……”，后来他觉得一盏灯威力太小，于是改成毛主席像太阳……他侄子到延安开荒时唱这首歌，被文化人发现，在鲁艺把这首歌唱红。
1997年最热的一天，李亚熔在北京丽泽桥坐公共汽车到榆林地区佳县，找到了李有源家。走进窑洞，李有源的大儿子坐在炕上盖一条破被子，屋里除了一张李有源的大照片，底下一点供品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县委的人说，他是个残疾人，家特别穷……病成这样唱不成《东方红》了，李只得放下礼品离去。
她一遍遍找人唱《东方红》，老头，老妇，壮汉……她第七次去陕北时是与白老板、钱茸以及作曲家一起，在那儿听了一个小孩唱的带奶味的《东方红》：“骑白马，扛洋枪……”大家一时感动无语，这种感觉后来被写进《圪梁梁》里。
采访到夜两点，白老板拉着众人到他的桑塔纳上听刚录出的《圪梁梁》，原始野嗓子从车上德国音响中远远飘来，全息味道扑面而至——白老板亲自开车带着两位作曲家和钱茸等到西部采风，把山地水声、老乡赶羊声、鸟叫人语全录进，称之为全息采访。他们说，方言土语、野嗓子、环境物语加旋律，这才是真正的民歌，是血肉俱全、泪笑并存的中国西部人生存环境中的真正民歌。舞台上甜腻民歌使人误解了民歌。
我感佩他们但又深深怀疑。我对钱茸说：“我真不知道怎么评价你们的意义。你们在做着一件好事，但同时又像与风车作战。我在写这篇东西时，就在用老柴的音乐做背景。全中国12亿有多少人能欣赏西北土语？在那山梁梁上，用即时的泪眼和心灵才能感受的味道，到了深圳广州的夜总会绝对走味，它很难舞台化、很难歌唱和流传。你们抢救着最后的老歌者，可那些歌者的孩子，却背弃他们去听麦当娜。他们是贫穷的产物，富裕过度的社会偶然回过头来欣赏他们，但那只是一时猎奇，知识分子、白领社会是不会让他们进入卧室和写字间的。”
钱茸稍显惊奇地看着我：“我们做的就是用现代作曲技法和乡土民歌结合，其维护传统文化特性和满足现代审美需求的作用，现在还难以估量。”（《青年文学》2002年第3期沙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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