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应该清楚：“救治以铁路医院为主”属于管辖权问题，而伤者选择什么样的医院，则是个人的生命权问题，管辖权绝对不应该高于生命权。这样的法理，应该是常识。另外，无论穿过铁路的老人该不该承担与火车相撞的责任，也都无法抹煞她后来被耽误治疗以致死亡的事实。这是前后不同的两个责任，一定要严格区分开来。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当事警察和当地“有关部门”都难辞其咎。
跳出这个案子，我们应该确立一个基本原则：生命权高于管辖权。即使情况异常复杂，执法人员也应遵循这个原则，而不是视生命如草芥，奉“规定”如教条。
（《中国青年报》2002.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