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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邹胜武 |
我们就是在学生奋斗最艰难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给他垫上一块砖头，他不至于在一跳的时候掉到沟里去。我不要在雨中给他一架直升机，让他飞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我只要在这泥泞里，给他垫一块砖头。俞敏洪
俞敏洪是农民的儿子，父亲在村里是木匠，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妇女。1978年俞敏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母亲为了能让独生子进镇中学，托亲戚约校长谈，一等等到晚上12点，冒着大雨一个人往家赶，不小心差点掉进河沟里。
俞敏洪第二年高考落榜后，母亲打听到江阴县高中有个曹老师，带的高考复习班升学率特别高，就拐弯抹角打听到曹老师家的住处，直接找上门去。“你去年是不是培养了一个学生上北大？”“是的，去年我确实培养了一个女孩子上了北大。”“那我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曹老师，你能不能帮帮忙……”“县教委要我们办一个高考补习班，不过，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一般来说，一个公社三个人来考，取一个。”她又回公社跟俞敏洪代课的校长求情，让俞敏洪参加考试，儿子争气一举考中。
为了回报曹老师，母亲见曹老师的妻子没有奶，小儿子瘦得不像样子，便说：“我辛苦点帮你带。天天喂我们农村的新大米，两个月就胖胖的。”曹老师见阿婆心诚意切：“给你带可以，但是要给你钱。”“曹老师，我帮你带孩子是以心换心。你别看农民那么苦，我绝对能把孩子带好，不会收你一分钱，因为我要报答你。”她一养就是三年。
俞敏洪高考第三年，许多同学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俞敏洪着急，在家呆不住，每天都进城看榜。这天中午，俞敏洪跑回家，老远就喊，“妈—妈—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京的，北大！”
进北大的第一天，俞敏洪就受到了打击。他刚把行李放好，看见寝室一个同学正在看一本书。“看什么书呢？”“《第三帝国的兴亡》。”对方眼不离书说。“看这种书干嘛？”他不解。言下之义，上英语系，读英语书，读这种书有什么用？同学翻了他一个白眼，继续看书。
这个白眼跟骂他“傻瓜”、“白痴”、“老帽”、“乡巴佬”一样，让他终身难忘。他去书店买了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遍不够两遍……直到把书读旧为止，后来什么书都扔了，这套书不扔，一直放在书架上。
第二个打击是生病休学。读三年级第一学期时，俞敏洪心情郁闷，生病了，大口吐血，诊断是肺结核，他住进了医院。休学意味着留级。无聊之极，他每天出去爬山，一路上数石头，数红叶。医院在北京远郊区，村里的广播站整天播“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苦笑，他怅惘，希望在哪儿？学识不如人，聪慧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不用说，交女朋友更不如人……“死的念头都有”。
病好归校后，虽然降了一级，但他始终和80级的同住同吃同玩，参加80级的毕业典礼、集体合影，参加80级的毕业聚餐和晚会。北大英语系的佼佼者、班长王强爱买书，爱读书，他也跟着买书、读书，直到买得他妈心疼，恳求王强说：“你不要带着敏洪买书了，买不起了唉。”王强留校任教，俞敏洪晚一年毕业也留校任教。
第一轮出国潮开始了，出国留学在大学学生和教师中几乎成了成功的惟一标志。同班同学和朋友中，大多数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徐小平、刘江、包凡一、王强……陆陆续续走了，剩下了俞敏洪，老婆骂他没出息。
终于有一个美国大学录取了他，给四分之三奖学金，但还差几千美金，算起来，好几万人民币。他不想找老妈要，要也不够，也不想找人借，想自己挣。1989年夏末，他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出了北大校门。那时，课时费很少，十几块钱，20块钱，他就定了个目标，为每小时30元人民币而奋斗。于是他约了三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1991年秋天，28岁的俞敏洪离开北大“下海”了，北大教师脱下长衫，出来当“个体户”，成了北大校园的大新闻。他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张桌子，放一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俞敏洪提着浆糊桶去贴广告，他老婆守株待兔。后来，新东方幽默故事里添了一则：老师在课堂上问：“俞校长最喜欢什么？”数百学生齐声答道：“电—线—杆！”
俞敏洪开了个名副其实的“夫妻店”。第一天，来了两个学生，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看看登记册干干净净。俞敏洪见状，赶紧推销自己，让两个学生留下钱。夫妻俩正高兴着呢，两个学生又回来把钱要回去了。
第一天出师不利，老天爷不给脸，狠狠打击了他们夫妻一下。一个星期六，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好像是财神爷派的特使。“1000多块钱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
好多人都是看看报名册就走了，准是他们心里琢磨着，中关村是骗子集散地，保不准这两个男女就是骗子，神不知鬼不觉，把钱卷了！
俞敏洪心生一计。第二天，他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30个假名字，像是从第31个开始的架式，这种方法把报名学生的心理调整了一下。俞敏洪精确计算过，搞了这种“诡计”后，每四个学生，会有两三个放下钱，之前，每四个学生只有一个交钱，有时还没有。这是“三国”里的“空城计”，不过是反其义而用之。
转眼到了1991年冬天。中关村二小这潭水开始活了，但是，学生还是不多。俞敏洪教托福、GRE有天大的本事，别人不知道。帮他教课的同班同学付玢说，“咱们现在学生少，赚不到钱，干脆办免费讲座。”
他找毛笔字好的人写了广告，定了中关村二小50人的大教室。结果大出所料，晚上来了二三百人，教室里坐的站的挤得满满的，教室外还有200多人，把四个窗口堵得严严实实。俞敏洪侃侃而谈，超水平发挥，两个小时下来，效果极佳。
出国考试培训市场广告大战相当原始。1992年初春，俞敏洪的广告员出去贴广告，刚往上贴，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早就等在那儿了，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三刀，捅伤了手臂，到医院缝了8针。这时，俞敏洪才意识到，办学校，还有生命安全问题。谁能保证生命安全？当然是公安局。跟公安局搞好关系成了俞敏洪的头等大事。可是，一介书生活了30岁没跟公安局的人打过交道，如果说他认识公安局的人，就是报案时接待他的那个警察，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公安局大门外死等。等到快吃午饭的时候，那个熟面孔的警察晃晃悠悠出来了。
俞敏洪迎上去，“您好。”“你是……”“我们见过面，前段时间我的广告员被捅刀子的事情？还记得吗？”生拉活拽，进了公安局对面的小饭馆。这个警察看俞敏洪是老师，三杯酒下肚，乐得交个朋友，最后答应把刑警大队的政委“请出来坐坐”。
半个月后，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馆子——香港美食城。要了两瓶高度“五粮液”，后来又加了两瓶。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恐惧，便频频劝酒，劝别人喝，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因为不从容，内心紧张，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一边哭，一边喊着，“我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却干着没有希望的事业……”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他以“死”感动了警察。竞争在继续，捅刀子的没有了。以命相交，俞敏洪过了一道鬼门关，“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新东方校训从此酝酿。
俞敏洪对新东方的定位是“垫脚石”，“新东方精神”的核心是“励志”。新东方针对的是以备考为主体的特殊社会群体，针对的是绝大多数“平民奋斗”的学生。他曾经给青年教师钱永强讲过一个小故事：我小时候，门前有一条路，一下雨路就被水冲出一条沟，这条路不宽不窄，中间必须垫一块砖头才能走过去。不垫砖头，你就过不去。有时候，一怕，一跳，就掉到泥里去了。所以，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拣一块砖头，垫在沟中间，来往行人，一脚就垫过沟坎了。新东方精神就是在学生奋斗最艰难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给他垫上一块砖头，他不至于在一跳的时候掉到沟里去。我不要在雨中给他一架直升机，让他飞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我只要在这泥泞里，给他垫一块砖头。
北京到处挖坑修路，有的地方供电不足，教室经常停电，新东方每年都要准备上万支蜡烛，上百个煤油灯，哪停电往哪运。新东方的老师几乎每人都有停电点蜡烛上课的故事。新东方的学生离开后遇见俞敏洪，给俞敏洪写信，在网上写文章，说忘不了点蜡烛上课那人生永恒的瞬间。
俞敏洪视学生为“上帝”，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所以他选拔教师的条件很苛刻也很特别。
俞敏洪发明了“试听制”、“打分制”。试听制，新东方出钱请几十个学员听待聘的老师讲课，讲不好，走人。5分标准，掌握在学生手里，不及格，出局。有的老师，还没讲完，直接就被学生撵出了课堂。道理很简单，学生花了钱，花了时间，有权利要求物有所值，有权利要求一流服务。没商量，很严酷。在新东方任教的教师各个都能讲出几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现任副校长钱永强2000年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俞敏洪、徐小平专赴美国出席他的毕业典礼。出国前，他是新东方的教师。当年为了求职他截住了俞敏洪的车。“俞老师，我跟你谈谈。”“谈什么？”“新东方没有GMAT班，我来吧。我GMAT考得不错。”俞敏洪将信将疑，“很奢侈”地给他一大摞复印纸，让他回去准备教材，钱永强感觉“特受重视，特受鼓舞”。
这个情景，钱永强“一辈子都会记得”。他21岁前，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考进北京读了三年书，从来没有被人家这么重视过。没多久，他编出了新东方第一本GMAT教材，水平让俞敏洪“吃了一惊”。钱永强进入新东方，先教GMAT，后教GRE逻辑，开创了新东方“英雄不论出身”、“英雄不论年龄”、“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标准很简单，学生喜欢，留下；不喜欢，走人。
还有更邪乎的，高中生也站到了新东方讲台上。罗永浩的经历，无论如何与英语无关，他的学历能证明，他压根儿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罗永浩家住吉林延吉，8岁读小学，初中严重偏科加逃学，初三复读一年，走后门上的高中。上高中他还是偏科，语文老师喜欢他，数理化老师讨厌他，高二下学期退了学，从此混迹江湖，先是摆地摊儿卖旧书，然后倒走私车，倒药材，做期货，卖电脑散件……2000年12月，他给俞敏洪写了一封相当不客气的求职信。因为这封信，一个星期后，俞敏洪约见罗永浩，在新东方四楼会议室安排了试讲。结果罗永浩太紧张，讲砸了，分打下来，不够格。不够格的理由有一条，说“这个人没有幽默感”。一个星期后再一次试讲，结果更糟糕，又讲砸了。俞敏洪给了他第三次机会。结果是平均4.8分！从此，高中二年级就落荒而逃的罗永浩站在了好几百学生的讲台上。传销员罗永浩成了新东方老师罗永浩。
罗永浩的心理素质还算是好的，第一次安排上大课，就获得了学生的掌声。有些教书潜质非常好、后来成了名的老师比他还悲惨，临场怯阵，教室门都不敢进，在教室外，腿抖得像筛糠，以汗洗面，几乎是被俞敏洪踢进课堂的。新东方的课堂不好进。被新东方学员撵下台的有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教授，有平时气焰万丈的博士硕士。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学生是否满意，教学是否有效，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博士硕士，这是新东方之所以成功的秘诀之一。 （《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卢跃刚文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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