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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日》直击历史课

2002-05-1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冯小宁

 我们教孩子爱,同时要教他恨,恨“恶”的东西,他才能珍惜“美”的东西。

我到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文艺22组听讨论纯属偶然。那是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荟萃的小组,不少发言围绕电影《紫日》痛加发挥。我听了糊涂,于是便趁会间休息,去约访也在这个组的政协委员、《紫日》导演冯小宁。不想冯导听后顿时颜色大变,拍桌子,冒粗话,金刚怒目。

听得出来,冯导有关《紫日》话题的火气不是一时一晌来的,被我这一问惹了个正着。末了冯导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他的手机号码。

我如约来到冯导在北影宿舍区的家。作为电影《紫日》的编剧、导演、摄影、制片,他有特别高兴的时候———2001年11月,《紫日》在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角逐中胜出,获最佳影片奖,而且这个奖是美国观众从170多部参评片中投票选出来的。

学生们竟不可思议地笑了

《紫日》是一部讲述抗战结束前夕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在日本法西斯灭亡前求生经历的影片。

去年5月份,正是日本首相嚷嚷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紫日》的首映活动可谓正当其时,因为在冯小宁看来,这部影片首先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到底是什么。

那段时间,冯小宁一行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当地电影公司有时也组织一些中小学生观看。可是,在天津的学生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当银幕上出现日本鬼子拿一个农妇当靶子绑在树上练刺杀,他的儿子被捆在柱子上,眼看自己的母亲被一刀刀杀死而凄厉咆哮的时候,坐在场子前面的小学生们竟出声地笑了,欢快地笑了!

在场的成人惊出一身汗。冯小宁一行人听说这事后都愣住了。

然而,这样匪夷所思的笑场事件并没有就此打住。次日在上海某电影院,再次出现笑场。“发生这样的笑场事件你怎么想?”后来的见面会常有记者问。

这一问每每都让爱激动的冯小宁言辞激烈,其中有句话特别狠:“类似的笑场当年鲁迅在电影院也见到过,他就是因为周围那些同胞的麻木而弃医从文的!”

如果对小学生笑场可以拿年龄说事,一些青年人的暧昧反应就让人无话可说了。一位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女儿已经上高中了,也说不太理解片中的描写,认为日本兵有可能这样做吗?”

在一些大学,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冯导,你现在拍这种血腥的战争片子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冯小宁被邀请参加一个电视谈话节目,在场的绝大部分是研究生。现场有人提问说现在都入世了,还老拍战争的电影,会不会太伤害日本的感情,影响双边关系?冯小宁又压不住火了:“50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声音,汪精卫也是这个观点。”一个名牌大学组织观看《黄河绝恋》。在紧接着的见面会上,掌声热烈,发言踊跃。这时有一个女生站起来发言:“我们不知道现在拍这种血腥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她的话顿时被一片嘘声淹没。这时抢先站起来的也是一个女生,她激愤地说:“我认为日本法西斯这些暴行,不是表露得过分了,而是远远不够,还应该继续地不断地说下去,永远不能让历史上的这些罪行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滑去!”然而,这位女生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一个韩国人!”

在强烈的感动之余,冯小宁叹道:同样有过给日本人当亡国奴的历史,为什么如此强烈的激情声音是出自韩国人而不是我们?

冯小宁谈话实录一:孩子们不知道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首先我要说孩子们无罪,因为现在的中国孩子很少能得到关于那场战争的真实印象。《紫日》去年首映式后正好我的儿子准备高考,历史成绩老上不去。我说有这么难吗?我对历史这么熟悉不也没专门学过吗?把书拿过来一看,发现我也看不下去,完全是为了应试,累积各种各样的条款,还有为这些条款定性的词句,都要背得一字不差。枯燥、教条、干巴巴,这能引起孩子的兴趣吗?没有必要把这种普通的教材弄得面面俱到,让所有低龄孩子学成历史专科。可为什么学来学去,连我儿子这样的高中生都逆反?高中生、大学生的问题也是从小学来的。这样枯燥乏味的讲法,孩子肯定不愿意接受,他烦。

不信你可以在中小学生中做个调查,悄悄去找学生聊天,问问他们为什么不爱学?他们对历史看法模糊,这个模糊怎么来的?历史是很形象的,可我们却把教科书弄得还不如县志生动,让他似乎知道抗日战争,但又没有直观的、真正进到他血液里去的东西,等他们把考分给熬下来以后,谁还管什么历史?“我们还可以就地做个试验”(说着他站起来让我从他案头任拿一本书),“来吧,任翻一页”。(我照做,小标题是《日本血洗南焦村》,他接过去开读。)“1938年7月27日,驻滦县伪军小队长带几个士兵与日军驻石门部队,来到村子里……一连用刺刀捅死8个人,……把老百姓全部集中到一个水井旁边,架起机枪,抽出洋刀,把村民程双春拉到井边,一刀砍进井里,一位老大娘突然冲出去叫,‘还我的儿子!’日军把她拉过来砍头,扔到井里,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26个是个17岁的小青年和他的弟弟,他喊弟弟快跳井,日军一刀砍死他弟弟,这时井里已经有了27个无辜村民的尸体……”

这种试验我做过多次,就在这个屋子,就在你坐的位置,来过三个年轻“娱记”,哼哼叽叽说:“我们都喜欢看言情片,你拍这种电影还有意义吗?”“娱记”最起码大学毕业吧?我也让他们翻书,我念。念完我再反问他们有什么意义。这3位坐在那儿眼泪汪汪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一代孩子不知道事实。孩子都是人,都是有良知的,你只要告诉他事实就够了,用不着背那么多条款,我们的问题出在这儿!

孩子们懂什么叫苏联出兵东北?懂什么叫中国劳工?懂什么叫集中营?懂得日军是怎么屠杀掉一个村子所有老百姓的?他们知道侵略者怎样把孕妇的肚子里的孩子挑到刺刀上玩吗?知道日本人怎么把活人刀劈两半,把所有老百姓集合好,拿日本军刀一个一个砍头,然后比谁让血喷得高?……这些血腥事件,难道我们不让孩子知道,就因为它“血腥”?

犹太人永远让一代代的孩子们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么屠杀那些先辈的;俄国永远让他们的孩子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样打进他们家园、屠杀他们的。而我们的孩子们不清楚日军侵华的历史,所以看到这场戏,看到屠杀,真把中国人捆到那儿,让新兵练刺杀的时候,他们不懂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日军的一个习惯,不是这一件事,是一万件事啊!

同样是小学生、低年级,可北京的学生场一个笑的孩子也没有。有的孩子看得泪流满面。说明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孩子,在不同的学校中得到不同的教育。

我们可以站到那些笑的孩子心里去想,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态?他平时对干巴巴的教材没兴趣,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呢?游戏机。这一代孩子很少有没玩过游戏机的。他们玩得最多最常见的是充满杀人乐趣的游戏。他们在电子游戏中太多地看到和感受到了杀人的愉快,到处都有那种超人式的壮汉,拿两把电子枪之类的玩艺杀人玩儿。孩子们对战争的理解有些就是从那儿来的,杀人狂往往就是他们眼里的英雄。他们在游戏中不断杀自己的对手,而且是自己操作,在不断的“杀人”中取得快感。因此当他们在看到银幕上一个人在杀另一个人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自然产生,于是他们笑了,就像他在游戏机前打赢了一盘游戏。

谈话实录二:不要总给孩子们吃甜枣,要给他们种牛痘

日本人修改教科书是存心不让他的后代知道这段历史,而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教科书,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这段历史,这就滑稽了。最起码我们愧对三千多万被屠杀的中国老百姓,愧对我们的长辈。《紫日》的演员用了一个18岁的日本姑娘,她妈妈从日本国内寄来大量的抗日战争的真实史料辅导她,可见日本多数人民是尊重历史的,也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接触这段历史。《紫日》在美国放映时,日本观众也哭了,而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要解决小学的问题,首先是怎么让枯燥的历史课本变成生动故事的问题,我也理解编教材取舍的为难之处。但是总不能看着我们的孩子往洋奴那儿变吧?你总要把历史真实告诉他,不妨给他一段日本侵华暴行实录,然后让他写感受,好了,这孩子一辈子都恨日本鬼子。我们没有说叫他恨日本人民,这根本是两回事。我们教孩子爱,同时要教他恨,恨“恶”的东西,他才能珍惜“美”的东西。不要怕血腥和暴行,不要只给孩子吃甜枣,因为这对孩子来说就是种牛痘,牛痘这东西严格说就是病毒,是变异过的病毒,多可怕,但一针下去,解决一辈子的问题。

学生们说:“我们喜欢历史,不喜欢历史课”

夏枫荻是北京市西城区高一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历史爱好者,很善于在作文中旁征博引,他在床头贴的、计算机下载的尽是历史人物的照片。问他“初中历史课学完抗日战争记住了什么”,他说也就是玄武门兵变、陈桥兵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什么的。“记住‘兵变’、‘战役’纯属我喜欢军事,别的同学早忘了。”他补充说,初中历史课上讲的东西比起他买的历史书来太没意思了,光讲一些需要死记的条条,不过瘾。他认为自己买的课外书才叫历史。

另一位叫臧悦的北京市海淀区高二学生是成吉思汗迷、凯撒迷,见了有关的书就买,但他说这和历史课两码事,兴趣是从课外书上来的。问他对上学期学过的抗战部分的印象,他说反正全是讲课本上的,平铺直叙,好像什么都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几乎没有什么事件留给了他特别的印象,包括南京大屠杀,点到为止。

吴争从小到大都是标准优等生,现就读于一所名校的高二。她对高中、初中历史课的感觉明显不同。在另一所中学读初中时,历史基本等于白学。印象里一位老教师在黑板上写,写完他们就抄,因为都是考试用得着的。抄完,老师再讲什么就与他们关系不大了。“高中感觉不同了,主要是老师的课教得棒极了,他本人学识渊博,每节课准备得特别充分,善于跳出教材驰骋发挥,还是那本教材,让他教得别开生面,加上多媒体、幻灯片,真让我们觉得是特想上的一门课。还有随着年龄成熟,我们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慢慢建立起来了,中国在近代的软弱遭人欺让我们普遍感到窝气。”

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遇上这样教历史的老师。

看起来,在目前难以摆脱的应试背景下,历史课基本上是被学生当做考试集中突击能奏效的课程来学的,而不是作为一门影响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文素养的课程来学的。

教材的问题比较复杂,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刚刚起步,姑且先不去讨论。但干干巴巴的性质、意义、结论,和过于追求完整全面的体系结构,是非改不可的。其次是教学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师的问题。怎样充分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让历史课真正走到学生中去,走进学生心里去,让它生动起来,故事化、立体化、活动化,成为学生入脑入心的功课,是教育也是每个公民需要关心和面对的问题。

“如果我的电影能成为历史的钉子,我将知足”

冯小宁说,西方文明都在重金投入“战争与和平”这个命题的影片,使这个主题在百年电影史上占了33%,中国作为二战受害最深的国家,这类电影和其他片种比,比例严重失调。

他说,总有人怪兮兮地问我为什么拍战争片?我说我是在拍近代史的故事,而我们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日本人年年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吧?人类最宝贵的是和平,人类最不珍惜的也是和平。我10年的创作,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个——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恶魔、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把它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隔年就增加几颗钉子,谁能担保它哪天不会复活了呢?《魂断蓝桥》、《辛德勒的名单》都是这样的钉子,如果我的电影能成为历史的钉子,我将知足。”

(《中国青年报》2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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