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多·波尔林曾提出两种主要类型的社会紧张因素：生活事件和慢性紧张。生活事件包括诸如离婚、失业之类的事件；慢性紧张包括角色负担过重（例如工作紧张、试图获得破格晋职等）、角色丛内的冲突（如夫妻之间的冲突）、角色间的冲突（如一人身兼数职）等。每一个社会成员处处、时时都与紧张因素相遇，每一个人的情感防御和心理调适能力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其保护功能。这道心理防护墙一旦出现了缺口，就可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死亡。
这样我们就不难解释“英年早逝”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面临的都是频率和强度都比普通人高得多的社会紧张。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但他们所追逐的目标却是不易实现的，因为影响目标实现的社会因素很多，大大降低了目标实现的可确定性。而不断面对这种不可预期的局面，使人们不得不减少个人的连贯性行为倾向，从而导致紧张感的产生。
然而，社会紧张并不都导致消极的后果。任何外部压力和紧张都必须通过个人心理层面的转换。转换得法，压力和紧张是可以成为动力的，对人的健康和寿命会有积极的作用，关键是看怎么做。（《社会科学报》20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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