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你到35岁了吗？如果你明天死了，你最大的死亡原因可能就是自杀！”这句惊世骇俗的话出自费立鹏——一位近20年来潜心研究“中国人精神卫生”的“洋大夫”之口。
今年已52岁的费立鹏的名片上这样写着：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客座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
1976年，16岁的他以一名留学生的身份随新西兰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想以此为“根据地”，好好研究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卫生”。198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并决定长久定居下来。可没等新奇劲儿过去，不解与苦闷便扑面而来。
“80年代来中国的外宾还不多，那时在偏远的小城市，行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新奇得不得了。从外宾楼进出时总会有人问这问那的。西方人崇尚自由，我们对此感到很不自在。”
“更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总在很多方面遭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买机票时就因为是外国人，便要多掏两倍的价钱；1994年之前用外汇券兑换人民币，比例也要低得多，而我们的工资并不比国内人高多少啊。”
如今，费立鹏一家就住在医院的家属楼里。他没有私车，每次去大专院校讲课，往返都是乘“小公共”。
就在国内人削尖脑袋也要飞往大洋彼岸的时候，费立鹏却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这个远不如自己国家富裕的地方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对我来说，中国在精神科方面的研究比国外起步晚，我觉得来中国可能机会更多。另外，这二十来年，中国的变化很快，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参与其中，我觉得很有意思。”费立鹏这些年的确亲历了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在精神卫生研究上的长足进步。尽管生活中有诸多不如意，但他似乎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作为一门“引渡”而来的边缘学科，精神科目前在国内医学界只能算是神经科的“小弟弟”，不仅地位不高，大夫的收入也相对较低。费立鹏对此很苦恼。但最让他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工作中时常会受到一些限制。“其实我研究的一些课题很有意义，医院也承认，却很难打破原有的资金分配制度，我没有足够的钱，怎么能继续下去？”对于国内早些年用人制度不活，很多有能力的人难以得到破格提拔，只能论资排辈的事，费立鹏也感到很费解。“有时候我也担心，有这么多限制，还要继续呆下去，是不是在浪费生命。也许换在别的国家，现在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我还算乐观，目前情况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我又看到了希望。”
1990年成家的费立鹏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美国人。
有人说，在国外谋生的中国人，无论外语说得多“溜”，工作多体面，可面孔却总是苍白的。就好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表情也总是苍白的。那是长期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又得不到本土文化滋养而造成的“营养不良”。
记者问费立鹏是否也有同感，费立鹏想了一会儿说，“还好。西方的文化太松散，而且家庭观念不强，但中国人比较重视家庭，这点很好。这也是我愿意留在中国的重要原因。”
采访时，记者发现，费立鹏能非常自然地将一些词汇口语化，比如称大女儿为“老大”，称妻子为“爱人”。看来，时光荏苒，这个当年对中国两眼一摸黑，看哪儿都觉得哪儿不对劲的“老外”，现在真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北京青年报》2002.5.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