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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念国在日本的博物馆里 |
1988年，时念国从郑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里。因为表现出色，他被单位派到日本大阪一家会社研修。没想到，所谓研修，就是做那些日本人不干的工作，替日本老板打工。时念国的工作是氧化处理的前处理，与磷酸、硝酸、乙酸等腐蚀类化学原料打交道，有毒作业，工作强度是日本工人的数倍，但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五分之一。
休息的时候，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时念国经常去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在日本寺院和美术馆内，中国的艺术品特别多。他看到一本日本人编的《中国钟谱》，仅明清两代的大钟就有100多口，它们分布在日本的各个寺庙内。为了摸清这些大钟的来路，时念国按图索骥走遍了大阪、奈良、京都等城市的大小寺庙。每当看到中国的文物堂而皇之地被摆在人家的博物馆内，时念国的情绪就难以平静。
2001年，“九一八事变”70周年纪念日，妻子打电话说：“电视上说中国政府要求在海外的华人共同搜集日本侵华的罪证，你没事的时候也搜集些。”对啊，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这成为时念国在日本生活的安慰和鼓励。
每逢星期天，时念国都在大阪一些露天的古物市场转悠，看到日本侵华时的画册、杂志、明信片等东西，他都会买过来。他把妻子寄来的香烟、茶叶、清凉油、风油精，送给他熟悉的日本老兵，让他们帮着找资料，而把微薄的工资大都用到买资料上。
然而在古物市场，很多摊主不把东西卖给中国人。有一次，他看到一本日军的随军画家画的《圣战画卷》，内有日本天皇、十大战犯的肖像、武汉战场等，都是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恐怕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的，也没有我在画卷上看到的更真切”，时念国说。这本画卷在当时的发行量仅有1000册，那个日本人张口就要200万日元，时念国用日语说，有点儿贵。日本人听出他的口音不对，忙说：“不行不行，中国人买不行。”
还有一次，时念国看到一面日本的军旗，军旗上“武运长久、见敌必杀”是用血写上去的，还有年月日落款。那是在一次残酷的战斗后，获胜的日本军人用手指蘸着中国士兵的鲜血写成的。时念国要出高价买下这面军旗，摊主却说：“你是中国人，我不卖给你。”
时念国特意把周末的时间制定了一个工作流程，办了大阪图书馆的借书证。在图书馆，他看到记载日本侵华的资料，以及中国散失到日本的文物资料就借回来，用数码相机翻拍。
不久，他的行为便引起了图书管理员的注意。其中有一本日本出版的《日本的国宝》一书，里面介绍的很多都是中国的文物，这本书时念国借了几次进行了翻拍，后来他却发现这书不见了。他还发现，中国专栏里关于中国文物方面的资料，都慢慢地被贴上了“不准外借”的标签。后来他才知道，图书馆里读者的举动都被监控室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此后，时念国在图书馆里不论在哪个位置看书都会有人跟踪。
会社社长也发现了时念国的秘密行踪，他用手做了一个手枪的架势，比划着说：“你这样做非常危险，死在外面都有可能。”
2002年4月，时念国回国了，在带回的资料中，他花6000日元买回的一批日本60年多前出版的画报，是最有价值的。这套1937年7月至12月间出版于东京、大阪的《北支事变画报》共11册，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了卢沟桥事变，上海、南京等战线日军侵华的过程，上千幅图片全部是由当时的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社的前身）随军记者拍摄的，从日本内阁成员开会制定侵华方针，到战争中普通士兵起居、打仗、日军占领中国的军事重镇等行动，都被真实地展现出来。此外还有一本昭和十三年（1938年3月20日）在天津日租界发行的《光辉——支那事变出征纪念写真帖》。
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徐有礼、谢晓鹏等教授说，像这样近距离直接表现侵华日军活动的照片，他们以前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是证明日军侵华的最有力的物证。（《中国青年》200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