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独子，父母特别疼我，他们希望我成才，可我偏偏不争气，读书时不单在学习上没给他们长脸，还整天和不三不四的人在外头胡混，这种情况直到我高中毕业也没改变。
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哥们，这人便是我的老大。老大后来成了黑道上的人物，手下有不少称兄道弟的人。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老大内心孤独，除了我之外，他很少跟别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他让我卖盗版VCD，其他的事则很少让我插手，却从来少不了我的好处。
在我22岁那年，老大被人杀害了。我悲痛欲绝，哭得天昏地暗，泪水很长一段时间没断过。然而，更令我伤心的是，老大还尸骨未寒，他那些所谓的老婆们便迫不及待地分光了他的钱“走路”。他出殡时，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人面都没露，我终于看清了平日里表面真情的东西，到头来却是真情比纸薄。
我开始后悔以前所做的一切，尽管事后有兄弟劝我接替老大的位置，但我醒了，我决定退出人情冷漠的江湖。
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去广航局船舶修造厂上班了。也许我比较热心吧，单位领导让我担任车间的团支书。1999年，有一次我们到街道帮忙搞卫生，街坊们见到我们都乐开了花，一个劲地端茶递水，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这种由衷的谢意触动了我心底的某种东西，让我感到快意。
2000年5月初，我偶然从电视上看到了广州招青年志愿者的宣传片，便报名参加了。不久，我被派去帮助那些问题青少年。在东山区某小区，住着一个名叫芝芝（音）的少女，街坊反映说，晚上常见有男男女女在她家鬼混，扰得四邻不宁。街道干部上门苦口婆心地劝说，她也没有收敛的意思。派出所干警也警告了好几次，过后她还是“涛声依旧”。
我根据街道提供的线索，很快在一迪厅找到了领舞的芝芝。我知道，突兀地表明身份接近她是不行的，于是连续几晚拉着以前的哥们来捧她的场，待和她熟络后再约她出街吃饭。也许感到我们的真诚，她跟我讲了她家庭的大致情况：其父查出患有癌症后，其母狠心抛夫弃女，留下她和病父相依为命。为了生活，更为了能给父亲筹钱治病，身无长技的她只好出入迪厅，以现在的方式挣钱。
在我的动员下，我和哥们当场凑了4000元给她。芝芝深受感动。我乘机向她表明了身份，并劝她悬崖勒马。
后来听街坊反映说，芝芝已改变了许多。一个月后，芝芝到东莞打工去了。我打电话给她。芝芝在电话里哭着说，等父亲过了“关”，她会回来的，而且会像我一样加入志愿者行列。
这一年，为了帮助边缘青少年，我花了近7万元，几乎把我的积蓄花光了。
当志愿者要花时间，为此我换了工作，到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当一名房管人员，每个月除了月尾四天抄水电表外，其他时间灵活掌握。我用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志愿者工作：我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阿婆，带孤寡老人上医院看病，协助红十字会救治病人……近日刮风下雨，我的一个受助对象屋顶的瓦片半夜被掀开，我们三更半夜赶到他家帮他进行维修。
我以前的兄弟中，也有不少人加入了义工的行列。（《羊城晚报》200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