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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之痛

2002-07-2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刘秋云难得与儿子在一起

刘秋云的不幸似乎从她的父辈那里就开始了。

1981年,刘秋云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一个普通农家,这个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也许正是因为贫穷,喝酒也就成了男人们惟一的娱乐方式。刘秋云的父亲与村里大多数男人一样,只会下地干活,别无所长,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而且一喝就醉,一醉就骂娘、打人。刘秋云的母亲陈七妹自从16岁嫁给丈夫之后,就一下子陷入了挨打受骂的境地,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丈夫喝醉了酒,喝醉了酒就要打人。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刘秋云的父亲喝醉后,就把陈七妹拖到外面的泥地里打得不省人事。可怜的陈七妹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地。

陈七妹会唱戏,经常在农闲的时候与人搭班子出去唱戏,因而也算有些见识。她不愿意再忍受丈夫的折磨,终于在1995年,离开了丈夫,跑到了南昌市。

陈七妹的离去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她是个“坏女人”,异口同声地指责她“扔下男人和孩子,跑到城里找野男人享福去了”。因此,当陈七妹为了离婚再次回到村里时,受到了全村人的围攻。惟一支持她的人是她的婆婆,她告诉陈七妹:“你快点儿跑吧,要不你非得死到这儿不可!”

母亲走后,上小学二年级的长女刘秋云就辍学了,14岁的她负担起了一个母亲的职责。而她的父亲在母亲离去之后,性情更加暴戾,把一腔怒火转到了三个孩子身上,酒也越喝越多,当实在没有钱买酒的时候,就把家中仅剩的几斤米拿去换酒喝,喝完之后,就挨个儿打孩子。刘秋云的妹妹被父亲酒后按倒在水田里,被逼着吃了两口泥,事后,吓得跑到南昌,在母亲那里,死活不敢回家。

刘秋云只想早早离开这个充满暴力的家,让自己能活得轻松一点。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她的父亲在一次喝得半醉半醒的时候,一高兴,就把刘秋云许给了相邻的新洲村的罗福生。刘秋云与罗福生见了几面,觉得罗福生还算忠厚老实,而罗家与刘秋云家一样,家中空空荡荡,一贫如洗,但刘秋云不看这些,她觉得,嫁了人,成了家,就可以摆脱掉父亲终日的打骂。

1997年年底,刘秋云结婚刚刚10个月,还不到17岁,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一个17岁的少妇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他们夫妻二人住在一间半砖半泥的陈年旧房里,连窗户纸也没有,每逢下雨,雨水就从房顶和窗户一齐向屋里飘落,家里惟一能称得上家具的就算那张旧木床了,换洗衣服放在一个旧纸箱里。生活的困顿让这对小夫妻之间本来就很脆弱的婚姻产生了矛盾。罗福生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虽然言语不多,忠厚老实,却性格倔强,极爱面子,在农闲之余,就整天在村里闲逛。他处理夫妻矛盾的办法也承袭了父辈的作风,只有一个字:打!从此以后,刘秋云就像她的母亲一样,陷入到无休无止的争吵与挨打中。

1999年,刘秋云的公婆想再要一个孙子,因为罗福生是独生子,她的婆婆想在下一代来个“双保险”。而刘秋云在生下儿子后随即上了节育环,也实在没有能力再养育一个孩子,不再想生了。但是她拗不过公婆的再三劝解,在公婆的带领下,到一个乡村医生那里摘掉了节育环。

摘掉节育环不久,刘秋云再度怀孕。几个月后,她的肚子已经非常明显,但下身却不断流血,身体极度虚弱。万般无奈中,刘秋云到南昌市做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她怀的是葡萄胎。刘秋云当即做了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她和罗福生,刘秋云的子宫壁已经薄脆如纸,在两年内不能再做人流手术,而且在两个月内不能同房,否则,就会有危险。

刘秋云在母亲家休养了一个月后,身体稍有恢复,因挂念儿子,就回到了新洲村的家中。不料,当天晚上,罗福生就急不可耐地要求与她同房,刘秋云百般哀求,拼死抵抗,罗福生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一怒之下,把她痛打一顿。刘秋云感到如果自己继续呆在家里,罗福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她,11月18日下午5点多,她再次跑回南昌母亲的家中,想躲避一段时间。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罗福生就带着父亲和堂哥气冲冲地尾随而至,他们赶到南昌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刘秋云回家,回到丈夫和儿子身边。在这里,他们与刘秋云和她的母亲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判,罗福生终于答应不再打刘秋云,刘秋云也答应过两天与罗福生一起回家。

矛盾似乎得到了解决,第二天,罗的父亲和堂哥离开了南昌,刘秋云的母亲和继父也出去招呼生意了。家中只剩下刘秋云和罗福生二人。罗福生在两人独处的时候,再次提出那个令刘秋云恐惧的要求,刘秋云没有想到昨天还信誓旦旦的罗福生再次恢复本来的面目,她彻底失去了信心,坚决地说:“我不会再跟你回去了!”

罗福生的要求再次遭到拒绝,隐藏了很久的恶气顿时爆发,几个响亮的耳光打得刘秋云晕头转向,他揪住刘秋云的头发把她摁倒在地,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问:“回不回去?回不回去?”刘秋云说:“我死也不回去!”罗福生丢开刘秋云,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二话不说,骑在刘秋云的身上,腾出一只手死死摁住刘秋云的右手,让刘秋云动弹不得,扬起刀,狠狠地劈下去。

刘秋云顿时感到右手一阵剧痛,她厉声惨叫:“痛死我了!救命!救命!”然而,罗福生的手并没有停,菜刀不断地起落,一下一下,直到刘秋云昏死过去。

当刘秋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罗福生已经不知去向,菜刀扔在地上,她感到自己的右臂疼痛难忍,一转脸,看见自己的右手已经被砍掉……她挣扎着爬起来,哭喊着捡起自己的右手,又把砍掉的骨屑和肉屑捡起来放到上衣口袋里,一路鲜血淋漓地跑下楼。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墩子塘派出所就在刘秋云母亲家隔壁的楼下,治安民警乔中央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上午11点多,当时我正值班,听见一个女的一路喊着‘救命’跑进所里,我跑出来一看,她左手拿着被砍掉的右手,看见我,一头跪在地上,说‘救救我’,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被老公砍了。当时血流得很多,旁边围了一大堆人,救人要紧,我也顾不上细问,紧紧掐住她胳膊的动脉止血,叫上所里一个协管员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一附院抢救。”

把刘秋云送到医院,墩子塘派出所又派人通知刘秋云的母亲,同时勘查现场。民警叶建在带人勘查现场时,一时问不出来刘秋云的详细住址,一急之下想出一个方法,顺着血迹,顺利地找到了案发现场。当他们赶往南昌县南新乡新洲村罗福生家时,罗福生早已逃之夭夭。

2000年6月,罗福生被抓捕归案。他在事后解释他的动机时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也很生气,我想,我砍了她的手,她就不会再跑,只有跟着我。”接着他又表示:“今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跟她生活在一起,照顾她一辈子。”

2000年12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震惊江西的家庭暴力伤害案。江西省妇联从一开始就全力介入了这起案件,他们不仅发出倡议为刘秋云治病捐款,而且出面聘请了律师,为刘秋云提供法律援助。

12月17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罗福生无期徒刑,并赔偿刘秋云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4.5万元。

此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很多同情支持刘秋云的人,赞成严惩这种令人发指的家庭暴力伤害罪行。但这一判决却在刘秋云所在的村里炸开了锅,使刘秋云顿时成为村里的众矢之的。刘秋云赢得了法律的支持,却再也回不到她的家乡。

罗福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大大出乎村民们的意料,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件丈夫打老婆的事情,而刘秋云却把事情“闹大了”。几乎没有人同情作为受害者的刘秋云,却极力维护施暴者罗福生,他们指责刘秋云:“就因为挨了打,就把自己的老公送到监狱,害得罗家家破人亡。”当记者问到罗福生该不该判刑时,他们只是说:“这样判太重了,我们没有文化,家里有矛盾,都是吵吵打打,难道要把男人们都送到监狱不成?”在他们看来,丈夫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告到法院。而对刘秋云所受的伤害,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确实不应该打得那么重。”

刘秋云成了家乡方圆几里千夫所指的“祸水”。一个妇女说:“你好好跟老公回家不就行了?扔下老公和孩子跑到大城市里享受,跟她妈妈一个样。”罗福生的入狱激起了全村的不解和愤怒。当刘秋云回到家乡看孩子时,遭到了全村大多数妇女的围攻辱骂,而她想带儿子几天的愿望也遭到了公婆的拒绝。

村民们的愤怒无处不在。2001年,江西电视台《农家女》栏目的记者在墩子塘派出所所长万斌的陪同下,来到新洲村采访刘秋云事件,当村民们看到公安人员时,不约而同地把车团团围住,让万斌“说清楚”,要求释放罗福生。他们告诉万斌,刘秋云和她的母亲一样不是好女人,一心只想着享福,不听男人的话。当万斌一行人看到事态严重,准备返回时,几名妇女躺在车轮下,不让他们走,一定要等罗福生放回来才能走人。无奈之下,万斌只好联系当地派出所出面,经过4个多小时才得以脱身。在这些妇女中,有的自己也正置身于整日受丈夫打骂的漩涡中,但她们却出奇地一致维护施暴者,忘却了自己也是家庭暴力的侵害对象。

刘秋云不明白,自己被砍掉了一只手,却得不到村民的同情,她为什么不能回到家乡,为什么不能得到自己的儿子?

我们只能揣测这些农民的心理,也许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已经习惯的这种天然的生活规则被破坏,而这种天然的生活规则,又是建立在他们业已形成的观念中,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当我们怀着一种悲悯的心情看待刘秋云的命运轨迹时,却不能不悲哀地发现,一旦一个弱者成为破坏这种规则的因素之一,淳朴的良知便泯灭于可怕的世俗之中了。

刘秋云与她的弟弟妹妹一起,离开那个村子,来到母亲身边生活。陈七妹与现在的丈夫结婚后,住在一套一室一厅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下子多了3个人,屋子里顿时拥挤不堪。同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继夫的一个儿子,一家6口住在这套小房子里,生活的诸多不便自不待言,更让他们犯愁的是今后的生活。6口人中只有陈七妹的丈夫有工作,但早已内退,每月只有400多元的工资,如何养活一家6口?

困难之中他们想到向公安机关求助。墩子塘派出所所长万斌是个热心人,他先是按照政策,为刘秋云的母亲以及弟弟妹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又帮助刘秋云的母亲在社区开了一个茶馆,生意好的时候,每月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算是解决了这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刘秋云是个难题,按照当地政策,她已经超过了18岁,无法办理农转非,万斌就一趟趟地跑市公安局、分局,又请省妇联为她出具专门报告,破例为刘秋云办理了农转非户口。接着,他又出面为刘秋云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金,按照南昌市的规定,刘秋云每月能有16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到这个时候,万斌才算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刘秋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说起刘秋云,江西省妇联权益部部长李桂菁既同情又无奈,她说:“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时常处于家庭暴力状态下的妇女数量很多,她们受到侵害时不能自觉地保护自己,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严重事件,需要法律介人时,往往已经为时太晚。”

对于刘秋云的悲剧的形成,美国妇女问题专家雷诺尔·沃克博士提出了“后天无助感”的说法。他解释道,妇女在长期遭受暴力后,在心理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她们从无数次的挨打中“认识”到,她们无力阻止丈夫对她们实施的暴力。每一次的暴力,都使她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助。久而久之,她们在这种状态下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顺从,越来越无助。

我们企盼人类的进步与文明,我们呼唤正义与良知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贫弱的人群,更希望弱者自身的觉醒和自强。那时,许许多多像刘秋云这样的人在面对暴力时才可以说:女人已不再是弱者!(《公安月刊》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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