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我感到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开始我见了韩国的孩子也不适应，他们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打扮的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那些孩子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而在国内我常常带着女儿去溜冰场，发现小学生交往时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
我带回一个韩国朋友的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13岁时，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13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我准备把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请进节目里来。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20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杂志、广播、电视。最近我在研究国外的“电影电视检验条例”，但我们没有分级条例，在公开的影视节目中，常有暴力、色情镜头，我就没法和女儿一起完整看完一部片子。我们的节目至少应讲究一点，有点主流意识，尤其是娱乐节目，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但现在有的节目以浮华为美。现在有的孩子甚至觉得连歌星撞车都是美的，因为他们的豪华车好，怎么出车祸都死不了。
我们小时候，有雷锋、王杰、时传祥这些榜样，现在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主流宣传，再滥的电影都讲弘扬民族精神，只不过主旋律宣传被精良的制作掩盖了。（《光明日报》2002.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