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马克思一生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的实质目标，主要有三条：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每一个成员，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公平、公正；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同时也提出三条检验这一理想社会的标准：是否消灭了城乡差别；是否消灭了工农差别；是否消灭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差别。马克思还预言，上述理想的社会主义因素，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涌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上述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确实普遍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地区的社会中大量涌现了。在这里，马克思的伟大，完全不是靠空洞的教条说教来征服人的，而是靠客观事实，靠经过检验的科学性让人信服、敬佩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病根在于它的生产不断社会化，而资本却不断地高度私人垄断化。对此，马克思开出了有针对性的治世方剂，即“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爆发了经济大危机，马克思的警告变成了现实。在一片惊恐绝望中，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被罗斯福总统采纳。在罗斯福新政中，影响最深远的干预对策，就是把马克思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变成了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无怪乎，罗斯福施行新政之初，受到大垄断家庭财团的强烈反抗和攻击，公开称罗斯福是“赤色总统”，是“共产主义代理人”。时至今日，靠马克思“三大良方”法律化疗治下来的结果，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产更加高度社会化了，而且一个个家族垄断财团，从美国的洛克菲勒到德国的西门子都历史性地萎缩、消失了。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中有远见的智者，“活学活用”了马克思的救世良方，使当今的资本主义消除了垂死的迹象。（《社会科学报》2002.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