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上午，陈博士因为有手术，让我先和病人谈，他先把我带到病房，交待了一下，就要离开。我赶忙随他出来，悄悄问：“我和他们谈，他们不忌讳吧？”“没事，你可以谈，他们很能说的。”说完他匆匆走了。
陈博士曾在电视上公开表白：“我特别愿意与媒体接触，我要争取一切机会，向人们宣传易性癖的知识，因为这些易性癖患者太需要社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了！”
这时我还不知道，频繁的媒体采访，已经给这些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们很反感记者，大家都想抛弃过去，以新面目在社会上生活，可现在病房成了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来了就问，你的染色体是男人还是女人？有的记者不经允许，就把镜头对准我们，有的记者长时间呆在病房和病人纠缠，积攒写书的材料，可记者是医生带来的，我们还要做手术，没有办法。”
那天我忐忑地坐在病床上，很久不知从哪儿问起。
我小心地问身边一个年轻人：“你，是做什么手术？做完了吗？”“我做第一期，来了好几天了。”“第一期？对不起，能不能冒昧问一下，你现在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现在还是女的。”
我又问周围几个：“你们都和她一样？”大家点头。
“那，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一期？还有第二期吗？”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所说的一期和二期，是摘除女性器官，而第三期才是再造男性器官，而她们当中有些人，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第三期，但她们却得到了医院开出的“现为男性器官及第二性征”的诊断证明书，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她们是名不副实的“男人”，是两性畸形人。
“你们，都大学毕业？”我又问。“我不是。”一个回答。另一个回答：“我是初中。”
陈博士曾对媒体说，变性手术具有不可逆转性，手术切除的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器官，而残害器官是犯法的。因此，术前的认定和筛选要相当慎重严格。在陈博士的16条中有这样两条：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术前必须有1年以上的激素治疗。
除此之外，陈博士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做变性手术的人要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他说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连“原装货”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讲“改装货”了。因此有媒体说，在陈博士这里，“变性手术考核难于考清华”。
但不知为什么，这几个病人并不具备这16个条件。其中有一位姑娘，在来医院前，一直以女性身份在社会上生活着，并不符合16条中的第三条，“患者必须以他（她）们选择的性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
那天在病房里，我发现等待做手术和来咨询的，大多是女孩子。而且大多有自己的女友，有的女友还陪着来做手术，在身边照顾。我很想知道，她们是真的有易性癖，还是仅仅有同性恋倾向？这两者之间该怎样甄别？而且她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像16条规定的那样，经历过心理和精神医生的治疗以及1年的激素治疗，她们只是经历了一个心理测试和一些问话。我不知道如果尝试过心理治疗之后，他们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采访陈博士时，他向我解释：“我不愿做男性病人的变性手术，这样的病人做完之后，容易出去惹事，而女病人就好得多。”
他还指出，易性癖与同性恋的主要区别在于，易性癖鄙视同性恋行为，并厌恶自己的性器官。但是据我了解，这些病人并不都是这样。
那天和陈博士谈话是晚上7点才开始的，我问他：“做一个变性手术要多少钱？”他说：“男变女三四万，女变男七万左右。”
“为什么女的反倒比男的贵？”“因为要再造男性器官。”
“那为什么有的病人只做了一半就不做了？”“没钱了呗。”
“那怎么办？才做了一半怎么生活？”“没钱就回去挣嘛。”
我是在对“患者”的采访中获得新内容的。
我问过几个目前已被“确诊”为易性癖的女青年：“如果社会宽容同性恋，允许你们按自己的爱好打扮，你们还做不做这个手术？”她们回答：“那绝对不做。”
“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手术，不男不女地活着？”
和华华在一起喝啤酒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既有男人的豪爽，又有女人的细心。华华大学毕业，知识面广，是个很合适的聊天对象，时间一长，我竟然忘记了他做过变性手术。那天我们在酒吧喝酒，谈到游泳，他一直在和我吹牛，我不服气，就说：“走，咱们去比试比试。”
没想到他顿然失色：“我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去？进哪个更衣室？除非游泳馆没人。”
我一下愣住：“对不起，对不起，可你不是做了手术？”“我还没做第三期。”
“为什么不接着做完？”我问。他只喝酒，不说话。
我不好再问，我知道眼前的华华，不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
直到后来又接触了几个和他一样的青年，我才明白了华华的苦衷。
原来他们曾得到过医生的劝告：“现在做出的再造阴茎不好使，等过几年科学发达了，再给你们做异体移植。”
但他们不知道，“人的每一块活体组织，不同血缘的人都排斥得非常厉害，异体嫁接、移植性器官，在世界上成活得最长的也不过几周时间，随后，移植的性器官就会被机体所排斥并开始纤维化，最终完全丧失移植器官所应有的形态与功能。目前，临床医学上还只能靠自身组织的移植才行。”
因此，他们在切除了女性器官之后，一直抱着美好的愿望，在等待着科学发达的那一天。
更为可悲的是，一个叫然然的青年，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在外地一所医院检查时，才被医生告知，自己的阴道黏膜并没有剥离干净，阴道口还被保留着，就是说，在他按医生的要求做了公证，“自愿切除女性器官”之后，医生并没有将他的女性器官完全去除。
尤其当他得到医院的诊断证明“现为男性生殖器官及第二性征，建议当地公安部门及时更改身份证性别”时，他的男性器官也根本没有再造。
他问我：“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就是借钱也愿意做一个完整的男人，医生告诉我80％的病人都在等异体移植，我追着他要求做完整的，他总推托。最近我姐姐问，他又说现在做很容易坏死，正在试验，等试验几批再给我做。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向病人许诺，媒体也应该搞清楚再进行报道。”
我曾问陈博士：“听病人说再造阴茎很难有正常的性生活。”
他坚决否认：“不是的，很好用的。”
然然曾对我说：“每个病人都是忍受着极大的几近休克的肉体痛苦来这里做手术的，为的是免除自己长久的精神痛苦。但花了很多钱，做完手术后的我们却是这个样子！”
他现正在准备材料，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从病人处我还得知，在这里做手术的病人，在手术之前都被要求到一个指定的公证处做这样一个公证：本人未婚，患有易性癖病，现欲做变性手术，经过本人认真考虑，发表如下声明：1、本人自愿切除女性器官（卵巢、子宫、乳房及一切附件器官）。2、本人深知手术为不可逆性。3、对术后胸腹、会阴等部位所遗留疤痕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本人表示理解。4、术后婚恋及社会生活出现的任何后果本人愿一切自负。
一些病人拿着公证书问我：公证书上明明写的是做变性手术，为什么只给我们切除了女性器官及一切附件就算完事？完整的变性手术应当是这样的吗？公证书只明确了病人应承担的义务，却不规范医生，这样的公证书公平吗？
“变性手术并不是治疗易性病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在我国，做变性手术向有南“何”北“夏”之说，即上海有411医院的何清濂教授，北京有北医三院的夏兆骥教授。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给北医三院打电话，寻找夏兆骥教授。
打到科里，说他早已退休了，打到离退休办公室，对方说，你把电话留下吧，我们跟他联系，看他愿意不愿意跟你谈。但是等了许久，杳无音信。我只好给上海打电话，找到了何清濂教授。
何教授非常谨慎，查问了好久我的身份，最后总算接受了采访。他认为，并非所有的易性病患者都必须做变性手术。一般来说，能不做就不做，能熬过去就熬过去，能用别的方法就用别的方法。毕竟，变性不仅对于患者自身来说，是一次有生以来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而且它还牵扯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可以说，变性手术已经超越了传统医学范畴，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医学，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曾经有病人辗转找到何教授，因为她们在割去了乳房、子宫、卵巢等女性器官之后，手术医生却没有办法给她们再造男性生殖器，使她们身心备受折磨。于是她们想来这里重新修复。但是她们不知道，改造和修复变性手术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后面的医生没有病历，不了解前面医生做到了哪一步，又不能重新剖腹探察。
何教授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说：“我本来不想管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再这样继续残害病人，我绝对不允许！这是害人一辈子的事！给病人带来一辈子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跟草菅人命没什么区别！”
何教授说：“易性病是一种心理障碍疾病，治疗方向在于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纠正，使患者认识到顺应自己的天然性别，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对那些病史长、症状典型、已严重影响生活乃至生命者，才考虑实施变性手术，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你活不下去了，我才有义务救助你。一定要排除那些一时冲动，或别有用心的患者的变性要求。变性手术并不是治疗易性病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是弱势群体当中的弱势者，我们的手术还没有彻底做完，我们讲话是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的”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所有我接触到的病人都向我谈到媒体的误导，我曾问他们：“记者并没有编造事实，这些话都是病人和医生自己说的，怎么能说是媒体误导呢？”
他们都很无奈：“我们是弱势群体当中的弱势者，我们的手术还没有彻底做完，我们讲话是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的，你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怎么能这样要求我们？”
遗憾的是，从卫生部有关部门我了解到，我国在变性手术方面，至今还没有一部相关的法规和规定。除了弥补身体上的生理缺陷以外，公民有没有要求改变自身性别的法律权利，医疗单位有没有为满足当事人的意愿，而采取药物或手术方式改变当事人性别的法律权利，在我国，都还是一个法律空白。变性手术究竟应该包括那些部分？医院应该承诺病人做哪些部分？什么样的手术才算是完整的变性手术？至今都没有法规的统一规定，甚至什么人可以做变性手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病人应当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医生完全可以如实告诉病人，自己能否给病人做完整的变性手术，并让她们了解女变男易性手术的复杂性和高难度，以使她们有这个思想准备，有什么必要再用科学发达后的异体移植来安慰她们呢？当这些女青年了解了异体移植生殖器官在世界上尚无成功先例之后，她们还会去做这个变性手术吗？
后来我和华华聊起这件事，“他”说：“我可不敢再做了，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吧。”
我很难过，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像然然、华华这样的病人在社会上饱受煎熬。他们不曾想到，期盼已久的变性手术，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尴尬和无奈，他们将只能在社会上隐姓埋名，默默品尝苦果，他们难以得到世人的同情和理解，没有人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因为语焉不详的公证书上有他们自己的亲笔签名！
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他们的权益不应当由于人数少而受到忽视———他们需要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医生，更需要一部能够保护他们的法律。
（本文患者姓名均为化名）（《中国青年报》2002.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