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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92年参加浙大95周年庆典照片 |
我同先生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从法国回来创办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事迹，留下印象。1962年，我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带一卷破烂铺盖，四处打零工。蓬首垢面的我，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的炕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没想到，先生看完了信后，立即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但我的右派身份，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文革”一到，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打先生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先生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有个姓孙的人，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
所里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夫妻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这一派要打，说了另一派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
1968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就这样一端一爬的到猪跟前，倒给猪食，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此，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他似乎并不在乎，说喂猪时想起了李白的诗：“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
1969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常的妻子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
后来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也都是他家的常客。
我的妻子在下放时死了，只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我想常书鸿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便请假带着孩子到兰州找他们。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摆出糖果。她放低声音，问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吗，赶紧烧了。他俩又陪着我看他们的照片，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影。我翻了几下，抱起孩子，说，我们走吧。李拿了一袋奶糖，塞给孩子，说，今天真不巧，马上有客人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我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样，没问我来兰州干吗，也没问我妻子怎么没来。“文革”中我妻子几次到莫高窟看我，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很喜欢她，见了很亲热。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了先生的一个老搭档，他告诉我，先生处境并不好。他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他一介书生，能玩得转吗？那天要是有人来了，你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怎么个圆转法？
70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面。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先生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
我劝先生算了，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中央有关领导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读书》200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