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是石家庄市某中学高一学生，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的母亲是该校的老师，父亲是公务员。在父母眼中，杜威是一个乖孩子。全家3口人住在石家庄某小区五楼。杜威自己住一间卧室。
2002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杜威起了个大早，摆弄只有花生米大小的针孔摄像探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危险的游戏”了。虽然他感到很害怕，但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杜威把针孔摄像探头接好，轻轻打开窗户，用电线把手中的摄像探头垂下去，吊在楼下邻居的窗户上，随后紧盯着电视机的屏幕。很快，电视机上出现了楼下邻居夫妇卧室中的情景。其时，邻居夫妇正在床上“缠绵”。男主人忽然抬起头，满脸惊恐地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杜威立即将探头拽了上来，手忙脚乱地拔掉电源，然后蒙着被子在床上装睡。
几分钟后，杜威家的防盗门被人擂得咚咚响。杜威的父母被惊醒，他们从猫眼里看见楼下邻居夫妇又是打门又是叫骂，不敢让邻居进来。盛怒之下，邻居男子拿出手机，向110报警。
警察到了，杜威的父母才敢把门打开，于是明白原来是楼下邻居怀疑自己家有人“偷窥”别人隐私，两家人大吵起来。民警很快从杜威的床下搜出了连接在摄像机上的一个“鬼眼”般的针孔摄像探头。
杜威拒不承认“偷窥”，民警把双方交给了当地派出所处理。在派出所里，邻居夫妇愤怒地向民警讲述了令他们羞辱的一幕。
杜威说他当时确实是把针孔摄像探头用电线吊在了窗户外面，但他并没有监控邻居的卧室，而是监控楼下自家的小房。杜威说，他家的小房老被小偷偷盗，他前后丢了两辆自行车，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可以把它装到窗户外面，随时监控自家小房，小偷就不容易再得手了。
民警问：“那你看见邻居家卧室里的情景了吧？”
杜威想搪塞，但在民警的追问下，他改口说看见了。“前后还不到一分钟。我又不是故意的。”
杜威的父母赶紧为儿子开脱：“买探头是我们同意的，主要是为了监控我们家的小房，这又不犯法。”邻居不依不饶，下了最后通牒，给两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否则就等着吃官司。
2002年5月初，在杜威的父母拒绝道歉后，邻居夫妇遂向辖区法院提起诉讼，将杜威告上法庭。以隐私被侵犯为由，要求杜威及其监护人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
邻居丈夫在诉状中诉称：“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和妻子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私生活会被人监视，一想到别人在暗处看着我们的那双龌龊的眼睛，我们就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难受。尤其是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战战兢兢，心里摆脱不了被人偷窥的阴影。
在父母的严肃质问下杜威终于说了实话。他说，他确实用这种监视装置做了不该做的事。杜威的父母又气又急。几经斟酌，他们硬着头皮找到了法院，请求法庭对这起诉讼进行庭外调解。考虑到杜威系未成年人又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中学生，法官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终于使原告和被告同意调解。2002年7月初，法院对此案作出调解判决：杜威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00元。这起特殊的官司就此落下了帷幕。纠纷虽然平息了，但双方都感觉再也找不回从前那种友好、和睦的气氛。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说：此案中被告称，只是偶尔在监视器中看到了原告夫妻的私生活，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是主观、恶意地去侵犯他人的隐私。被告虽然有过错，但是否违法则还需斟酌。目前我国法律对这种偷窥行为尚无明确界定，是否违法，主要看其事态的发展。比如原告在监视他人私生活的同时如果进行了录像，口头或书面直接向他人宣扬其看到的别人私生活，这就构成侵权行为，触犯了相关法律条文。如果仅仅满足于变态的窥视，就属游离于法律和道德的空白之处。（《民主与法制》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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