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母亲）
22年前，从我当了妈妈那天起，就打定主意要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为实现这个目标，我放弃了许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为女儿设计人生的“蓝图”中。
女儿上寄宿幼儿园时，每个星期天回来，我都带她到一个离家很远的美术班上课，冬天的早晨很冷，我吃力地抱着裹得像棉花团似的女儿，挤上公共汽车。女儿在温暖或凉爽的教室里画画，我则在寒风中或毒日下徘徊几个钟头。后来，女儿的画在国内外多次获奖，作品被送到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展出。
那时中国刚刚兴起“钢琴热”，为了使女儿不“落伍”，我借钱买来钢琴。以后的每个星期日，上午带女儿学美术，下午学钢琴。一天下来，女儿常常疲惫地坐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我再累也得硬挺着。
为让女儿见多识广，我利用一切出差机会带她出去见世面。上海、苏州、杭州、大连、青岛、西宁、北海、长白山、海南等都去过。
我精心检查女儿作业的每一道题，修改她的每一篇作文，甚至为她寻找一切在社会上“出头露面”的机会。她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公众场合参加过各种表演、竞赛、演讲、节目制作……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要她写日记。14岁时，一家出版社还为她的日记结集出版了一本《做个小孩不容易》的书。
女儿没有使我失望。很自尊、很要强、很努力，我至今都珍藏着她从小学到大学获得的那厚厚的一摞奖状：全国好儿童、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中学时，她是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的优秀记者，发表过多篇作品……每每看到这些，我都禁不住百感交集，女儿这些小小的成功，使我对自己的付出无怨无悔。
为女儿的前途着想，当她上高二时，我就萌生要送她到国外留学的念头。
女儿在高三填报高考志愿前，我听说有所国内重点大学和美国一所大学合作办学，全英语授课，师资、教材由美方提供，学生在大学期间有到美国学习的机会，毕业后能拿到中美两个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虽然这所大学在全国重点大学中排名不算靠前，而且还得交两份学费，一年的学费比其他大学四年的还昂贵，但我毫不犹豫地把它定为女儿的第一志愿。
女儿大三时，果然有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然而在报名前夕，美方突然提出涨学费，由原来的一年4500美元，涨到12600美元，再加上健康保险、教材费、每月600美元的生活费和往返机票等，一年下来要花两万多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这大大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但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在学校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达到顶点，独自在家如坐针毡，如果仅仅因为经济原因而使她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我一边自责，一边失声痛哭了一场，最终决定硬着头皮向一位私企老板借一笔钱。为了女儿，我可以放弃自尊乃至一切。
自从知道出国留学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时，我就开始“节流开源”。我生平第一次斗胆和出版社签约，与丈夫及朋友合作用三个月时间写了本32万字的畅销书。支持我拼命工作的惟一动力就是为女儿挣学费。
为了让女儿对国外的生活有感性认识，我用出书的稿酬带她去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梵蒂冈游历了一番。
女儿赴美留学前夕，曾到一家国际电视台应聘，幸运地被聘为主持人兼编导，并签了份五年的高级艺员雇用合约。待遇之优厚，令我这个在国内媒体工作了20多年的资深编辑自愧不如。
女儿终于从美国平安归来，以大学四年GPA3.74的优异成绩毕业。我如释重负，总算完成了对她的抚养义务，她也可以实现当电视主持人的宿愿了。我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我不想现在就工作，我要当‘背包侠’，到世界各地转转。”女儿平静但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
虽然以往我或多或少知道“背包侠”大概是以四海为家的旅行者，但绝不会联想到这和女儿有什么关系。她赴美前和那家国际电视台签下年薪10万元人民币的待遇，令多少同龄人羡慕，而电视主持人又是她从小梦寐以求的职业，所以，我根本就没把她的话当真。
然而，眼看着她准备申请旅行签证，向航空公司预订机票，默默地打点行装时，我终于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女儿的抉择，对我是既沉重又残酷的打击，因为，这与我多年来对她的殷殷期望是背道而驰的。
无论我苦口婆心地劝说，还是连喊带叫地咒骂，女儿就是一句话：“别管我，我有权力选择自己的路。”
女儿出生时我曾信誓旦旦地要把她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然而，我为之含辛茹苦奋斗了22年，最终得到的却是事与愿违的悲剧式结局——培养出一个“背包侠”。
我无法承受这一切，精神近乎崩溃，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女儿为什么要放弃充满着亲情温馨的家和前途辉煌的职业？她到底想干什么？
于苗（女儿）
如果我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写一份简历，把我在过去22年中得到的所有荣誉奖项完完整整地列出来，那么多的辉煌足以令同龄人咋舌！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可是，我痛恨提起那些经历。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不过是妈妈的一件得意的作品。过去那么多年，我一步步地走在她为我精心设计、铺垫的路上，接受她的塑造。在她的舞台上，我只是一个木偶。
4岁时，我开始被妈妈强迫去一个美术班学画画。我那时还拿不好笔，胡乱涂抹一阵后，心情总是非常沮丧，经常为完不成作业而嚎啕大哭。后来，我又在妈妈的逼迫下学过钢琴。对一个5岁小孩儿来说，那段无奈、悲伤的经历，至今我都不愿回忆。
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写日记了，那自然也是在妈妈的逼迫下。妈妈在我日记本的扉页上写道：“7岁的她，开始抖抖地握着笔，记下她的一生……”妈妈的序言，注定这本日记从一开始就是不属于我的。它是大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跟书架上任何一本书一样，可以随时被抽下来翻阅一番。写日记的过程有时是无比痛苦的，每回忆起那段日子，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小女孩伫立在窗边的背影。窗外是小伙伴们跳皮筋、丢沙包、玩泥巴的快乐景象。她呆呆地站着，羡慕地看着，桌上摆着的日记本空空的，只写了日期。那个女孩就是我。妈妈规定，不写完日记不能出去玩。于是，好不容易做完作业的我，只好在窗边冥思苦想：今天再写些什么来应付妈妈呢？
14岁的时候，我的日记结集出版了，书名叫《做个小孩儿不容易》，记得当时全家人都为我出书欣喜若狂。但当我长大后重读这本日记时，觉得很悲哀：我怎么那么小就知道要迎合大人说话了。
在那部描写美国华人社会的电影《喜福会》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华人母亲的通病。电影里的妈妈们拼命让年纪小小的儿女弹钢琴、下国际象棋、学习各种技艺，为的只是自己在他人面前多一些炫耀的资本。记得影片中有个小姑娘得了国际象棋比赛的冠军，还因此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乐开花的妈妈，夸张地捧着那本杂志，领着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儿，走在唐人街上做秀一般逢人便说：“这就是我那得了冠军的女儿。”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儿因此而痛恨那些为妈妈们带来荣耀的“天赋”，电影里的小姑娘挣脱了妈妈的手说：“我下棋不是为了让你去向别人胡乱吹嘘的。”
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在别人面前，她总是不忘把值得夸耀的女儿——我，挂在嘴边。可在我面前，除了发号施令，向我提出更高不可攀的目标外，就是生气时摆出一副造物主的样子。她经常趾高气扬地说：“你的一切都是我为你创造的。学画、学琴、旅游、留学……哪一样不是我用钱堆出来的？”言外之意，这笔钱可以造就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天资平平的孩子。
我的人生掌握在妈妈的手心里，我是无论如何也长不大的。除非我是一个特别叛逆的孩子，自己敢于挣脱出来。可是那意味着争吵、冲突，甚至离家出走，到头来两败俱伤，我讨厌那样的剑拔弩张。而且，我毕竟已经习惯了在妈妈的庇护下，过着她为我安排好的生活。我那么渺小，一无所有，除了回家我还能去哪儿呢？再说，妈妈也不是存心害我，多少次实践证明，她的选择还是正确的——我为自己找着借口。
我发现自己已经老了。尽管我那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我的勇气、棱角已经被消磨得所剩无几。高考填报志愿时，我连脑子都懒得动一下，习惯了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让妈妈告诉我何去何从。我凭着一股惯性，任由妈妈像操纵提线木偶似的在她的舞台上，孤独地继续着我的表演。
但我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个摆脱妈妈束缚的机会。大三时，我赴美留学一年，走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对美国一无所知，我高兴只是因为我的生命中终于出现了这样一段时期，可以让我远离妈妈的指挥棒，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一些人和事了。临行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一家国际电视台签了约。他们对我很感兴趣，并承诺了不菲的薪水。
一年的美国之行，在我的人生中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精彩，人们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种的生存方式。在寒暑假里驱车贯穿美国大陆的旅途中，我经历了许许多多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一年的时间飞逝而过，边读书边打工的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回国以后，为了能适应日后的工作环境，我决定先找一家国内的电视台实习一段时间。虽然学了四年的传媒与交流专业，说起理论知识一套一套的，可真到了电视台，碰上那一大堆技术性问题，我照样两眼一抹黑。我跟着编辑、技术人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最基本的“跑带子”学起，接着是对编、非线性编辑、配音，到最后的直播……再下一步就是写稿、编带子。
我很快发现，在电视台工作其实每天都顶着巨大的压力。做电视这个行当，特别是做现场直播的节目，没有什么比安全播出更重要的了。这里人员流动性很大，有个和我一同实习也是大学刚毕业的姑娘，因为一次工作的疏漏耽误了安全播出，只有夹着尾巴走人。
经历了这些事，我很害怕，出差错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手，说不定哪天厄运也会降临到我头上。在电视台实习的日子里，我觉得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候上午跟朋友一块儿玩得好好的，突然想到下午要去上班，心情便一下子跌入谷底。这就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电视人的生活吗？我真正具备做一个电视人的条件吗？坦率他说，电视人那种紧张不安胜于轻松愉快的职业，不是我所期望的。倘若我真去那家国际电视台应聘，我怕会被那份负荷不了的工作压垮。
三个月实习期满，我离开了电视台。我买了张机票逃也似的去了云南。钻进大理洋人街的“懒人书吧”，歪在藤椅里，一杯咖啡，几本好书就可以成全一个没有负担、没有心事的下午；丽江的雨天，不打雨伞，趿着拖鞋，在四方街古老光滑的石板路上“吧唧、吧唧”没心没肺地游逛；泸沽湖的夜晚，和来自重庆、上海、美国、以色列的一帮浪迹天涯的游子围坐在一起吃烧烤……这真是我这一辈子中最最轻松最最快乐的两个星期。
我突然发现，生活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性的，而我却一直在钻牛角尖，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妈妈灌输的什么都得是“最优秀的”框框。
我不想过这般无奈的生活，我只想带一点野性，一点勇气，一点随意，写作，游历，当一个云游四方的“背包侠”，在旅途中找回那份失落的自我和快乐。（《家庭》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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