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情人介绍，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
这些信和文章后来被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被认为所谓的“荒谬观点”之一，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到：“公社最好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
对于生产上的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现象，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不和谐。
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地发怒。他在11月22日大会上说：“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的。”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赵树理难以从容答辩，开始还能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以后的会议记录本上就很少还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
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险风恶雨，赵树理此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悟。11月23日，他递交了一份报告，表示承认自己的右倾立场，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
作协最终没有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严文井回忆说，中央当时可能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
对赵树理来说，这个打击却是毁灭性的。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身心上也变得疲惫烦躁，不堪重负。
挨批期间，赵树理无法排遣苦闷，有时就去老友康濯那里坐坐。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家中吃饺子，赵树理忽然有感，说公社搞了食堂，像饺子这类费劳力的事怕不好办，社员吃饺子也就困难。康濯不同意，认为发明了大机械工具，吃吃饺子完全不成问题。康濯还没讲完话，赵就改变看法，连忙说一些公社食堂的优越性。
此后，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
经过三年困难之后，痛定思痛，1962年大连会议上，邵荃麟、周扬都对1959年批评赵树理感到歉意。邵荃麟说：“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很深刻。”赵树理在整个形势的鼓舞下，做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准在事隔20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说心里话。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
1962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荃麟牵头作出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报告认为，当时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赵树理没能看见这个甄别报告。
在文革更残酷的政治风暴中，有关农业方面的言论成了赵树理、邵荃麟、周扬被置于死地的“罪证”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双方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罪名被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70年，赵树理和邵荃麟先后被迫害致死。（《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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