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实际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提供了大学生自主就业的社会环境，并且，已有一批勇敢者在亲身实践。那么，他们的状况如何？社会还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毕业后，小张的档案被退回了原籍宁夏。如今，坐在北京东三环一家知名外企办公室的她说：“我不在乎档案关系，从经济收入上讲我觉得很稳定，没有什么不踏实的感觉。”对小张而言，“有一张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就够了”。
没人统计过全国共有多少“黑档案”，据保守估计，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目前以这种身份居住在北京的就有40万人左右。
在走出大学校门之前，李桦没和任何一个单位签约。老师批评他太挑剔，“连新华社都不去，还想去哪里？”
李桦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后悔。他先来到了憧憬已久的深圳，半年后，他开始不喜欢这个“没文化底蕴”的城市。很快又在北京一家新报纸找到了工作。李桦说，选择了体制外，就要尽情享受体制外的好处。他喜欢自己掌握未来的那种感觉。如果在体制内，他这个上班半年的毛头小子想从深圳调往北京？“门儿都没有！”
李桦班上有30多个同学，其中将近20人选择了“北漂”。
同学中月薪最高的要数在京城一家电视台工作的柳清了，“只要认真工作，月薪8000元没有问题”。没有各种社会保险，也没有劳动合同，但让柳清觉着心理平衡的是：即使每月拿出3000元买商业保险，剩下的还是体制内工作的同学收入的两倍。
在电视台打工的小彭，没有各种社会保险，也没有劳动合同，但让她觉着心理平衡的是：月收入8000元。她把大部分的收入存入银行，“既然身份证不能证明我是北京人，要在这里稳定地生活下去，买一套自己的住房大概是最好的办法。”
抱着小彭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今年北京秋季房展上，刚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成了大客户。“有了房子，就在北京扎下根了。”不少年轻人都这么认为。
“体制外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的主体。”劳动科学研究所郭悦博士说，“可是，我们的社会、政府部门对此准备得还远远不足。”
一张写着外地地址的身份证，给异地生活、工作的人增添了无穷麻烦。除了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些人生大事，在买手机、租车这样的小事上，户口都构成了不小的障碍。“这不公平！”留在北京打工的罗先生很激动。他所在的电视台每年底都有广告分红，然而，这个差不多抵得上一年工资的分红，必须是在人事部门有档案的正式职工才能拿，“就连看大门的大爷都有份，为啥我们编采人员却没有”？
不仅如此，小罗说，因为台里不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解雇人很随意。那些“正式工”犯了错，最多也就一个处分而已，而“临时工”因为一个小错或不小心得罪了领导，就会被台里“开”了。
尽管户口是许多人的心痛，但专家最担心的却是“这些年轻人的未来”，因为户口的藩篱正在逐步被打破，而体制外就业者的社会保障还未提上日程。（《中国青年报》2002.11.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