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GDP论英雄”之所以错误，在于忽视了施政成本。比如考察一个地方行政首长的政绩，光是问他年初宣布“为人民群众办十件实事”办了没有？然后实地考察一番，至于说，出这些“政绩”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以什么名目搞来的？是来自预算内还是来自预算外？所谓的预算外自筹资金，自然是从广大干部、城乡居民和各类企业那里“筹”来的。那么，这些干部、群众和企业愿意不愿意？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则一概没有人过问。至于乱借债，其害处可能更大。有些地方一任领导人出“政绩”欠下的债，需要几任领导才能还得清。
事实上，凡属这样的“政绩”，都已经变成了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债务，因为它不是记在某个人的账上，而是记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他们实际上是预支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谋取个人的“政绩”。这样的“政绩”出得越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危害就越大，最后终将酿成不可挽回的政治信用损失。
当前，我国的财政民主化进程与干部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尚处在非常低的阶段。在不可能一下子使人大、政协实现对政府财政的严格监督的情况下，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只能从目前的实际条件出发，改进我们的干部政绩考察办法：首先，要有强烈的施政成本意识；其次，要具备考察施政成本的各种基础知识和技术手段；第三，深入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企业界和群众的实际负担。
只有排除了数字泡沫和虚假政绩，我们才能使广大地方干部的真实业绩，得到客观的评价。（《中国改革》200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