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对“性传播性疾病”统一的简称。它的概念，远比我们通常指的“性病”范围广。STD按病原体分类，可分细菌性（如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梅毒）、病毒性（如人类乳头菌病毒引起的尖锐湿疣）和微生物（如衣原体和解尿支原体引起的非淋病性尿道炎）三种。STD的传染途径如何？——可分两大类：一、直接性接触传染途径。二、非性接触的间接传染途径，如血液（输血、注射血液制品，未消毒的注射器等）、皮肤粘膜、胚胎（母婴传播）、未消毒的生活用品（毛巾、脸盆、浴缸、浴池、马桶、内裤、牙刷、刮脸刀、被褥）等等。
我国性病发展的趋势如何？——严峻。解放初期，旧社会遗留给新中国的STD主要是梅毒，在性病中的比例占60％左右。为了清除污源，新中国政府对卖淫妇女进行集中收容、教养，不仅医治好她们的性病，而且教她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1964年，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性病！震惊了整个世界，传为佳话。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79年我国再次报告梅毒病例后，性病病例数逐年递增，1993年到1999年，年均增长率为85％。2000年我国梅毒病例数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2001年我国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估计已超过85万人；这个数据与前年相比，增加了50％左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经跃居我国三大传染病之一。
作为泌尿科医生，我从事“捉拿STD”的战斗已有十多年。十多年来，我医治了成千上万的性病患者，感触颇多。我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化成文字，与大家探讨。为了保密，对于某些姓名、地址、单位则用化名或省略。
绝大多数卖淫嫖娼的人，都患有性病。越嫖，越卖，就像滚雪球，性病越滚越多。
据我的病例统计，男性性病患者中，大多数是长字辈（镇长、局长、院长、厂长、董事长）、经理、主任、私人老板、采购员、供销员、驾驶员、职员等。他们手中有权，有钱，部分就用在女人身上。玩女人的钱，有的掏自己的，有的掏公家的。玩出问题来了，就找医生。
1993年，有个年轻的驾驶员叫王亦彬，他尿道口流脓，一小便就痛，跑来医院找我。通过尿道分泌物涂片检验，在多形核白细胞内找到革兰氏染色阴性淋病双球菌。我对他说：“小王，你得了淋病。你一个人患病？有没有传染给别人？比如，老婆……”
“从广东刚回来，还没有回家。就是回家，我也会推说感冒，不做那事。”他露出狡猾的一笑。
“到广东玩女人？”
他东张西望，看看四周没有人，连忙关了诊室的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们公司去了四人：总经理，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我。来回我开车。我们到广东谈笔生意，随身带五万元，负责住，住高级宾馆；负责吃，吃高级餐厅；负责泡妞，总经理和副总泡洋妞，我和主任倒霉，只能泡中国妞。”
“泡妞都不好。你们得淋病，说不定总经理和副总得了艾滋病！赶快动员他们来看。”我严肃地对他说。
“好，我一定通知到。来不来，由他们！”他点了点头。
打着出差办公事的旗号，走东闯西，用公费嫖娼，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和秘密了。有的人还用公费考察的名义去嫖娼。某厂业务厂长钟世达在保证质量、扩展业务、打开销路上有一套。九十年代初，市里有关部门组织郊区先进的工厂、企业、公司的负责人赴泰国考察，一行二十多人，名单里有他。据他说，在泰国，同行中好多人都嫖了娼。他在“左邻右舍”的感染下，也嫖了娼。他说：“泰国的鸡，都有妓女证，进宾馆都要凭证上楼。妓女都随身携带避孕套，你若不戴，要加钱。你付了钱，她们还会给你住宿或乘车的发票，让你回去报销。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想到第一次就得了梅毒。”
有些人不但有钱，而且有权，有势，选“美女”可谓是百里挑一，却仍然得了性病。一个星期天，有个大亨的手下开奔驰轿车把我接到高级宾馆。据说，这位大亨黑白两道全通，有次到澳门赌博，一次就输了二百万，他还说：“毛毛雨。”在宾馆楼下的休息室里，我边喝咖啡，边等待，足足等了半小时。半小时后，三部轿车开来，那位大亨被一群保镖前呼后拥着朝大厅走来。我被他们带到三楼，据说，他们长年累月在宾馆包了四间房子。其中最好的一间是大亨住的。当然，大亨的别墅多着呢，这里只是其中的一处。
当我告诉他，他患了尖锐湿疣时，他愣住了，大惑不解地说：“别人选美女，是百里挑一；我选美女，是千里挑一。怎么左挑右挑，还是得了性病？你是不是诊断错了？”
我说：“错不了。不信，可以剪一块，做病理切片检查。”
“不用，不用！我信了。”他说。
有钱的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患了性病，往往会传染给自己的爱人和小孩。
有个外地打工仔，跑到上海，艰苦奋斗了几年，居然当上了财产颇丰的建筑装潢老板。有了钱，他开始嫖女人，染上了淋病。他为了省钱，也为了瞒着爱人，拒绝同步治疗，不给怀孕的妻子诊治。结果妻子生下了一个病婴——患性病的儿子。这是通过胚胎和血液传染的病例。
一些出差的人（如采购员、供销员、业务科长等），一些长期在外工作的人（如港澳台商在京津沪穗等地投资办厂的老板、公司驻外办事处人员等），如果意志不坚决，耐不住寂寞，在石榴裙的诱惑下，就容易步入嫖娼的歧途，从而染上性病。从海南省返回上海的采购员吴均可，不顾周围还有病人坐着，得意忘形地告诉我：“我出差十五天，泡了十五个鸡。一天一个，一次一百元，便宜！”
我顶了他一句：“是呀，你也便宜地得到了梅毒——杨梅疮！”
还有一种人并不富裕，却可免费嫖娼。例如，个别保安人员，个别打工仔等。这属于“揩油”之类。前者有包庇卖淫者的作用，后者多数出于同乡之情。这两种人我都见过，并给他们治疗过严重的性病。有个打工仔叫朱玉山，二十八岁，安徽人，在建筑工地干些砌砖头的活。他的未婚妻在上海市某纺织厂当合同工。还有三个月就要过年了，他和未婚妻约好过年办喜事。没有想到，他的尿道流脓，左侧睾丸肿大得像个鹅蛋，一碰就痛。他问我：“我怎么会得性病？”
“我正要问你呢！”我望着他，“你爱人有没有……”
“不会。她每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你有没有泡澡堂？有没有用别人的毛巾？”
“没有。我总是用自己的毛巾，总是淋浴。”
“那就奇怪了。”
“会不会发廊的同乡传染给我了？”
“你和她们……”
“嗯。”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一个星期天，他上街理发，来到一家发廊，里面五个姑娘都是安徽同乡，其中两个还是他的家乡同村人。俗话说：“外地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讲起各自的情况，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发廊旁的一间房也是她们租的，平日卷帘门拉下，就是姑娘们的“接待室”。在“接待室”里，他先后与这五个同乡人饮酒作乐，发生了关系。由于是同乡，姑娘们网开一面，每次都免费。免费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对未婚妻的背叛，外加性病。他说，未婚妻十分贤惠，十分能干，对他是一往情深，他感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很对不起她。他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保密，叫我务必把他的病治好，不能传染给她。说到这里，他眼睛都红了，声音都哽咽了，最后叹声长气：“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在我看过的富裕的妇女性病患者中，不少人是妓女、情妇、二奶。她们把自己的肉体、容貌和歌舞才能当作赚钱的资本。她们自然成为性病的中介人或者一个重要源头，对性病的蔓延起着不可低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嫖客要色，妓女要钱，臭味相投，各取所需。
有个貌似模特的坐台小姐叫陆曼丽，十四岁接客，十八岁已性病“硕果累累”。梅毒，非淋，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集诸病于一身。她的尖锐湿疣长得像乒乓球那么大，塞于她的阴道口，妨碍她进一步卖淫，才听人介绍，到我这里来看病。听一个玩过她的老板说，她文化程度极低，私人记账都用一横一竖来表示。那老板说，她的床前划有25个“正”，一个“正”代表五万元。换句话说，她至少有125万元，还不包括她已购买的二室一厅的房子。我给她治病时，她还忙着接手饥，嗲声嗲气地说：“我想死你了，你死到哪里去了？好的，我们在老时间、老地点碰头。”
“是你男朋友打来的？”待她打完手机，我问道。
“哪里来这么多男朋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她毫无表情地说，后来她看看我，又补充了一句，“你除外。”
“你对男人这么恨？”
“我浑身的性病，就是男人们传染给我的。为了报复，我照样接客，也把性病传染给所有的花花公子。”
有的年轻而漂亮的女孩子，竟成为年龄比她大一倍甚至两倍的老板的金丝鸟。有个金丝鸟章小姐，她害怕自己患了性病，托她的好友许玉娟小姐到我这里咨询。小许告诉我，香港的金老板在上海市的一个开发区买了幢别墅，把章小姐养着，每月给她五千元零用，还买了条毛茸茸的狮子狗陪伴她，雇了个保姆伺候她——实质上是监视她。章小姐和金老板足足相差四十岁。金老板平均半个月来一次，经常乘飞机飞来飞去，忙于谈生意。金老板不在家，章小姐是不能上街的。
许小姐问：“最近，章小姐白带增多，颜色白里带红，有腥臭味，不知道是不是性病？”
“章小姐整天关在家里，与外界没有接触，性病会从天上掉下来吗？要么那个金老板或者……究竟是不是，需要前来检查，取样化验，要有科学依据。”我回答道。
后来，金老板回上海，陪她到我处诊治。化验报告证实：章小姐患了淋病，金老板也患了淋病。金老板这才悄悄地向章小姐表示了歉意，说多喝了酒，误了事。
杜老板年纪四十岁，膝下只有一个农村老婆生的女儿。为了传宗接代，非养儿子不可，就包了一个外地打工妹。杜老板一米六九，人长得矮胖；那个打工妹叫高小霞，一米七，人长得中等偏上。杜老板买了一套房子，把高小霞养着。同居一年，高小霞给他养了个大胖儿子。杜老板每月给打工妹母子2500元。杜老板花心不改，到深圳出差，回来就性病发作，跑来找我，怕把性病传染给打工妹和儿子。经检查，杜老板果然得了性病，幸好他自知理亏，回来没有和高小霞过性生活，生活用具也和他们分开。我合理用药，很快治好了杜老板的病，我正告他：“你们已犯了重婚罪，你老婆完全有理由把你告上法庭。”
“我老婆说过：‘只要每月钞票不少，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所以她不会告我。”杜老板如是说。
我先后到过青岛、萧山、广州等地出差，在宾馆下榻时，晚上就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先生，您需要按摩吗？我愿为您服务。”“您寂寞吗？需要我为您特殊服务吗？”“丹教授，我知道卧室里只有您一个人，让我和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吧。我现在就来了，请您把房门打开！”奇怪，她们连我的姓名、职称都知道！
有些妇女卖淫，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在上海，有一个四十开外的化工厂女工叫菜花，她竟被比她大三岁的丈夫朱阿狗逼迫着每晚上街卖淫。菜花悄悄向我哭诉，说她老公是个瘌痢头，瘌痢头撑伞——无法无天，是个赌徒。天天赌，月月赌，年年赌，一赌就输，输了就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卖掉。家里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就叫她卖淫抵赌债，由于她人老珠黄不值钱，卖淫一次仅得10元钱。卖淫后她已患淋病、非淋、尖锐湿疣等多种性病。当我开药开到500多元时，她竟懊恼地说：“你只一笔，我接客要接50多个人呀！损人不算，还伤财。我老公真是害人精！我再也不干了！”（《北京文学》200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