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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至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从《普京总统忆童年》这篇自传性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了解普京的一些性格。
我家住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住的那幢5层楼房很简陋，没热水，没洗澡间，厨房很小，还是公用的。楼梯一侧有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楼道里经常有好多老鼠出没。
我1952年10月出生，开始上学时已经快8岁了。我不大愿意上学，而且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学校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我是不怎么遵守的。这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老师们的干预；调皮的学生之间也不免要发生冲突，于是，打架斗殴的事便接连不断……
第一次挨人揍，我感到很委屈。打我的那小子看上去是个瘦猴。不过，我很快便明白，他年龄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得多。对我来说，这件事不啻是街头“大学校”，这“大学校”第一堂课就使我得到一次重要的教训。我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我不对。当时，那孩子只是对我说了句什么，而我却很粗鲁地把他给顶了回去，那话简直能把人噎死。实际上，我这样欺负人家是毫无道理的。因此，我就当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第二，如果当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也许我就不会对他这样粗暴，而这孩子第一眼看上去瘦骨伶仃。当我吃了苦头的时候，我才明白不能这样做。我明白不论对谁都不能这样做，对谁都应当尊重。
第三，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对与否，为能进行还击，就都应当是强者。可那孩子根本就没给我任何还击的希望。
第四，我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一旦遭人欺负，瞬间就应当进行回击。瞬间！
此外，我明确意识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卷入什么冲突。但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就应考虑无路可退，因此必须斗争到底。原则上说，这一公认的准则是此后克格勃教我的，但早在孩提时代的多次打架中我对此就已经烂熟于心了。
此后，克格勃教我的还有另外一条准则：如果你不准备动武，你就不要拿起武器。不应该随意恫吓人。假定你同谁发生了冲突，但在你最终决定“我现在要开枪”之前，你就不要操起武器。换句话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赢！
我爷爷是位技艺精湛的名厨，且有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到莫斯科郊区哥尔克镇工作，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及其家人做饭。列宁逝世后，爷爷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12岁，即1965年爷爷逝世之前，我曾多次到这休养所小住，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我父亲这人不苟言笑，表面像是有些冷淡。但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母亲，她对我更是舐犊情深，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惟一”（普京母亲先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不幸都夭折了。41岁那年，母亲才生了普京。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除了我，母亲没有其他任何追求。每件琐碎小事都时刻体现着她对我的这种疼爱。
应当说，我比许多同龄人都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呵护。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我能够健康成长。
那时我看见一个个家庭走向破裂、解体，其中许多是因为男主人毫无节制地酗酒而酿成的。我亲眼目睹这种悲剧。
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有一年，我到科米自治共和国一个建筑队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回来后，我才买了第一件新大衣。此前，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但是我的家就是我的一座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在父母心目中，最为珍贵的是我这个人。所以，我就有充分理由认为，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尽力去炫耀我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做过杂工（普京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先后任工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母亲没什么文化，做过清洁工，夜间为一面包房接货。后为某实验室洗试管，还在某寄卖店当门卫）。我想，如果在大学一年级我就能说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哪怕是副教授呢，那我当然会更高兴的。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种，但我从不因为他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北京青年报》2002.11.3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