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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本文作者（右一）在一起 |
我出生于1952年10月。爷爷听说自己添了第二个孙子，非常高兴，说：“现在正值朝鲜战争进行和平谈判，就叫和平吧！”
我出生后8个月就被抱到了爷爷和奶奶（康克清）身边，从1953年6月9日我随爷爷和奶奶住进中南海到1992年4月22日奶奶去世，我总共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里曾经有很多小孩，他们都比我大。等我稍微长大后才知道，建国后不久，爷爷为了报答老家的兄弟们支持他干革命的恩情，就对老家的人说，可带三五个亲族中的小孩来北京上学。没想到这人回去后，就将亲族中的50多人送到了西南局，要求来北京。
爷爷了解情况后非常生气，他感到虽然是建国了，但我们的国家尚不富裕，老家“哗啦”一下来这么多人，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于是就给西南局写信：
率五十二人之多，已到渝，再欲来京，是犯极大错误的行动。他回家时我只允许他带三五个小孩，六岁到十三岁以下的为止。他竟将亲族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养来作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各家生业。
因为这些孩子来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所以50年代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多。到了60年代以后，他们都陆续上学或工作了，爷爷和奶奶身边就剩下我和哥哥了。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爷爷看到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等受到批斗、抄家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和同学到武汉大串联回来后，爷爷详细地看了我带回来的各种小报，边看边微微地摇头。爷爷问我：“红卫兵在武汉都干了些什么？”
我说：“北京去的红卫兵在武汉到处贴大字报，搞串联，主要是反对当时的湖北省委。”爷爷很严肃地说：“王任重、张体学这些同志我都非常了解，他们都是忠于党的好同志，不是走资派！你们这些娃娃懂什么？”爷爷最后说：“学校现在也不上课了，你就呆在家里吧！”
1967年1月，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运动掀起了狂潮。在江青的唆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纠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爷爷等人进行批斗。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了刘少奇等人的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
1967年1月12日，爷爷到玉泉山工作去了，家里只有我、奶奶、警卫员郭计祥和阿姨肖惠珍四个人。晚上，我们刚刚吃完饭正准备看电视，郭计祥就接到了中央警卫局的通知，说是今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家里开了批判会，可能马上就要冲到我家了，请我们做好准备。
奶奶听了郭计祥的报告后，对我说：“你呆在房子里，不要出来。”话音刚落，造反派便冲到了门口。我在房间里，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能听到造反派们质问奶奶的叫嚣声：“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不知道？”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他们又喊：“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造反派一时无话可说了，就喊起了口号：“滚出中南海！你们要滚出中南海……”奶奶不卑不亢地说：“我们离不离开，只能由中央决定，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那帮人闹到很晚才怏怏离去。奶奶说：“这些年轻人不懂历史，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们不要和他们计较，将来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造反派走后的第二天，爷爷就从玉泉山赶了回来。我拉着他去看院墙上造反派批判他的大字报，爷爷一言不发地在那里站了很久。
1967年1、2月间，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因先后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而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受到了压制和打击。
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就不再举行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他们停发了爷爷的文件，调走了他的保健医生，就连行动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这年3月份的一天，担任爷爷卫士长的郭仁叔叔找我谈话时说，他已接到了通知，说是爷爷的子女们不得再进中南海了。
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爷爷奶奶，我实际上就没有了可去的地方，有时住在学校，有时住在亲戚或同学家。我和爷爷奶奶只好在中南海的接待室里见面。再后来就只能到全国妇联去见奶奶，爷爷就很难见到了。
从奶奶的口中得知，这段时间，爷爷正不断地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见一些人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爷爷在小组会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要按主席的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的在反毛主席？我们还没有证据……”
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爷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谢富治在10月17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到批判！”他还说：“刘邓、朱德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心不死，还要为他们服务！”
1969年底，我初中毕业。看到同学中有很多人都去报名参军，我就和陈云的孩子陈方也跟着去了。我们刚到学校的军宣队门口，就被拦住了，他们说：“你老爷子是黑司令，他父亲是走资派，你们家庭有问题，部队不要你们这种人！”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家工厂把我招去当了工人。
九大召开前夕，发生了珍宝岛事件（1969年3月）。因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中央在全国进行了备战，并于10月17日决定：10月20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
陈云去了南昌，陈毅去了开封，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爷爷、董必武和李富春等去了广州。
后来，听奶奶说，他们在广东的那些日子里，生活虽然清静，但仍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他们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要经过广州军区主要领导批准，就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爷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爷爷有周总理、毛主席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爷爷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爷爷，就拿我父亲撒气。批斗、抄家进行了好多次，家里的书信、字画等都被抄走了。
1969年的6月，我父亲朱琦从北京铁路局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1969年年底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到林彪事件以后的1972年才重新给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天津铁路局车辆段任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任北京铁路局天津地区党委书记。也是在这个时候，单位才给我们家分了房子。
父亲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得了心脏病。1973年8月份，我在部队接到通知，说我父亲病重。当我赶到天津时，奶奶已经带着爷爷的保健医生和从北京请的几个专家正在抢救……1974年6月，父亲逝世。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主持了开幕式。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
爷爷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经是89岁的老人了。
1975年9月7日，王平（炮兵政委，后任武汉军区政委）和王炳南（对外友协会长）带着家属子女来我们家看望爷爷奶奶。
爷爷高兴地招呼大家落座，然后说：“你们在运动中都是经过斗争的，现在出来工作，还敢不敢管事情？”
王炳南坚定地说：“敢！这有什么不敢的，我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再被打倒一次嘛。”
王平也接着说：“我也不怕，在部队里我什么都敢讲，这几年林彪把部队搞得不像样子了。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享乐主义都出来了，过去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为我们军队制定的许多光荣传统都丢掉了。这次中央调我到武汉和杨得志同志合作，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军队建设搞上去，请总司令放心。”
爷爷说：“好！这样子就好嘛！我们作为党的老干部，跟着毛主席战斗了几十年了，应该有这种精神，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兵权，不能让军队成为野心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党中央批准开展长征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公然反对，攻击“宣传长征胜利”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不准演出《万水千山》等革命传统戏。
1976年3月31日至4月6日间，爷爷和我谈了几次话，从这些谈话里，是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是很清楚的。这里面有林彪搞的，也有群众搞的。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上的已经作了结论，现在的还没作结论。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稍停了一会，爷爷又缓缓地说：“天安门事件，不是正常的现象，你们不要参与，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反对周总理是不对的，中央要处理，要追查。群众有觉悟，野心家们就是上台，日子也不会好过的，靠骗人过日子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就想骗人吗？结果自己完蛋了。邓小平同志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帮助，主席讲了话，批还是要批的，不是一棍子打死，打死了不好……”
有一天，吃完晚饭后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床头上的三本书说：“这里的三本书，你们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书看了一下，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的三本辅导读物。我冲着爷爷摇摇头说没看过。
爷爷示意我坐下，说：“这书写得好！我已看过好几遍了。它解释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规律，很好懂。马列主义不是只在书本里，只懂书本里的马列主义，不算真懂，只能算是教条的懂。真正的懂，就是要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爷爷说到这里，想了一下说：“中午吃饭时，我给你讲了，爷爷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1922年才加入我们党的，到现在50多年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没有党和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但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不好，主席身体也不好，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还有王、关、戚，他们很阴险呀！不要把斗争看得很简单，这些人不是真心搞马列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修正主义。”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爷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也为亲情、友情、爱情跳动了90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南方周末》2002.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