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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虎雏在沈从文先生墓前 |
沈虎雏，沈从文先生次子。1937年生。北京轻工业学院退休教师。1980年起开始沈从文作品的搜集整理，1997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几乎闭门不出。 家风使然，沈氏后人十余年来低调处世，甚至诸多有关沈从文先生的活动，出席均以“不发言”为前提。这次为纪念沈从文100年诞辰而进行的采访，开始遭到沈虎雏先生的拒绝，我们用了近一周时间说服，最后老先生终于让步，可以谈，但是“简单点，就说几句”。
记者：我看到您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写道：“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
沈虎雏：是这样。尤其1949年，在我们那样的年龄和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不会很理解他。他为什么苦闷我们是知道的，环境的压力、舆论的压力，北大大字报造的那些声势，家里边收到恐吓信，这我们都知道，可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是吧？
记者：沈先生有一些很决绝的举动。他第一次试图用刀片自杀是被儿子制止的。史树青老人说刀割痕迹在脖子上，李之檀老师说在左手腕。
沈虎雏：都有，都有。他感觉的紧张和恐惧我们感受不到。他精神失常这个病程是很长的。缓解以后，表面上跟正常人已经一样，每天上班下班，但是别人觉得他还是不正常，他也知道别人这样议论他，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侧目而视。后来我看到他一些属于检讨性的文字，提到他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一边做事一边自己流下泪来。
这些，他跟家里头不说，在社会上也不说。他一生对别人批评他的东西，基本上不反驳，有些不是批评是谩骂性质的，他也不反驳。他不是没有反驳的能力，不是说没有这个文笔，他就不把精力用在这上头，不争辩。
记者：可读黄永玉的东西会觉得沈先生是开朗豁达，然后特别能自我平衡、自得其乐的一个人。比如他去干校，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
沈虎雏：在困难当中他还有幽默感。这是他的性格。你看《湘行书简》，他写的信都是“美啊”。可看《湘行散记》就知道，里面有些片断流露出来当时那个环境实际上是很险恶的。他在北京被人骂成是“右”，他到湘西人家又认为他是共产党。
记者：沈先生这一生的处境好像老是这样。“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他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他似乎永远“边缘”，被哪方都排斥，说不清楚。
沈虎雏：我觉得还是说得清楚的。因为他不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很多这种大的政治斗争中，对待是非的判断常常是很简单化的。你不是我这头儿的，那你就是帮助敌人。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那沈先生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在做一种坚持吧？
沈虎雏：他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他写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写，按照命令或按照规定来写，他写不出来。
记者：大多数人还是把沈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记住的，觉得他1949年以后再也不写了是一个大悲哀。可我去采访李之檀老师的时候，他张开双臂给我比划他的书架，他说：“你来看，从这儿到这儿，这么几排全都是服装服饰研究方面的书。沈先生开创的事业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继承。”
沈虎雏：这看从哪个角度看。对于整个国家文学成就的总量，那他是没有再参与了，没有他后期的贡献。单从这个角度看，总觉得是遗憾的。但他正好在中国需要文博事业大发展的时候，进入了这个队伍，他自己也总说他机会好。我感觉他在文物事业上所处的位置和他文学上所处的位置有很多相近之处。文学上他自己有一句话：“我只想做一个打前站的小卒”，他把“文学革命”当做一种使命：“用笔五十年，试试看，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再来留下一些东西。”他是想把生命投入到文学事业的，但是没有做到自己认为很满意的状态，因为社会变动他就退下来了，离开了。但是他在文物方面，实际上他的很多主张，并不是他做了很多年博物馆工作之后才提出来的，有些在他做文学的时候已经在这么看了，也非常超前。他对文物的兴趣也是早已有之、深藏于心。
沈虎雏：1949年以后他离开了文学事业，他自己说文学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了，避免在文学方面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后来所谓沈从文热，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以后，他一直是在给它降温的，一直到他去世。他晚年我们在他身边生活，很了解他这些态度。
第二次文代会，毛主席接见，握着他的手问他多大年纪，说“你还不算大嘛，还可以写几年小说嘛”。周总理也是鼓励他再写小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可同时，书店给他的通知：“你的书已经过时了，烧了。”台湾也禁他的书。
这样一些非常矛盾且很强烈的信息一下压到他的身上，这时他的病刚刚缓解没多长时间，他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他这样一个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知道一些文学史，他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他选择还是守着自己小职员的这个生涯继续做下去。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都是在场面上活动，而他宁愿守在一个比较卑微的职务上，同时他也有意识地缩小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
他这个选择，从客观来说，是对的。因为他要是写，确实他的后果……不说文学成就会有些什么，“文革”时候他肯定要受到更大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后来他自己有一个概括性的话，他说他回过头来看，他1949年是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北京青年报》20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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