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除夕之夜，当中国人团聚在一起欢度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时，发现中央电视台给电视观众准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新年联欢晚会，陪伴着人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第二年的同一时间，央视又准备了一台春节晚会，比起上一年，节目更加丰富，更加吸引人，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都成了经典之作。很多观众在看完这台节目后连喊“不过瘾”，于是都期盼着下一年除夕更精彩的联欢晚会。就这样，春节联欢晚会一年一度地办了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全体中国人除夕之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在赋予更多使命的同时，也“开发”出更多新的功能。一位在电视界工作多年的策划人一语道破天机：“要想做得更有影响力，就得把蛋糕做大。”虽然这个蛋糕的味道变得越来越不好。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只有曾担任过三届春节晚会总导演、因病已经在家里休息一年多的邓在军导演痛快地接受了采访，其他采访对象态度惊人地一致。今年的总导演金越说：“我能不回答吗？大家都是好朋友，和谁都不说，这样就摆平了，就踏实了。”还有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敏感问题，先把记者的采访机关掉，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这段你可千万别写出来啊……”这种现象是2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每年春节晚会的节目内容都会向外界保密，但还不到今年这样草木皆兵的地步。
当了十几年靶子的春节晚会都挺过来了，在今年却突然变得敏感了。往年的这个时候，春节晚会的不完全节目单已经差不多大白于天下，但现在只有广播电视报之类的专业媒体报告一下：一切顺利，导演声称不会让观众失望，诸如此类的利好消息。
有人从广告收益的角度，称春节晚会像一个暴发户，它当初的形象就像当年马季卖宇宙牌香烟时的打扮一样。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播出的节目，有刻薄的批评家称，春节晚会最终打造成了一个富贵、豪华、镶金镀银的暴发户。随之而来的，就是它从一个每年都要给全国电视观众营造一次欢乐祥和的节目，演变成一个受万众嘱目的名利场。
一位晚会总导演曾就某一年的晚会公布了一组数字：那一届晚会用了演员700多人，其中表演团体12个，从吉林到广东，都是从外地赶来。现场观众1800多人。晚会上演员的服装50％是新做的，30％是租赁的，20％是库存的。对2000个家庭进行了电话访问（这可以由电信部门赞助），动用了400多位工作人员，从12月份到春节前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左右。早期的演员如朱明瑛等人是骑自行车参加春节晚会，现在的演员在星级酒店住。
最大的一块收入当然是广告，以近两年为例，马年的晚会开始前的75秒钟，平均每秒开价20万元，晚会前后约有12分钟的广告时间，总价值一亿多元。广告商得到“买一送三”的套装，即广告同时在央视歌舞、戏曲、国际频道晚会中同时播出。
到了2003年，独家承办春节晚会的一家广告公司透露，总广告时间增加了40秒（这40秒价值1200万元），每秒涨到了30万元，涨幅达50％。黄金时段零点10秒报时和除夕20点整的10秒报时是仅有底价的竞拍，零点报时的底价是588万元，最后被某企业以688万元竞得；20点报时卖了468万元。这12分钟的收入将达2.3亿多元。
春节晚会的商业利益远不止这些。每年的热线电话，春节晚会都会与中国电信合作，其中一年春节晚会接到的168声讯电话是308万个，即使以最低价每分钟1元，每个观众只打一分钟计算，这一项收入也有300多万元，当然绝不仅仅止于此。
春节晚会的念电报早让观众厌烦，每年都会强烈抗议，但却总是年年晚会年年念。阎肃解释说，有些是海外的、远航的，就盼着这一天。还有一些，是人家掏了钱赞助春节晚会，就想上个名字，你能不让人家上吗？
可知的是，2002年的晚会上，上一年广告投放额超过150万元的企业，可以得到一张入场券。而在2003年，这个价格涨到了200万元，春节晚会的椅子大约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
其实第一个意识到春节晚会名利效应的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歌手，当时，她默默无闻，所以无论如何她也不可能有机会走上春节晚会舞台。但是她通过一个极特殊的方式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当年的晚会导演，因此她不仅顺利参加了春节晚会，而且还独唱了一首歌。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如今，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这种方式却被后来人发扬光大，因春节晚会而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条子演员”。
“条子演员”的出现往往是让导演和主创人员头疼的事情。“条子演员”以民歌手居多，戏曲演员其次，之后是流行歌手，而美声歌手几乎没有。记者在一家录音棚里采访时发现，这家录音棚近来生意红火，录音师告诉记者，最近来录音的大都是民歌手，录音目的是往春节晚会送歌。这些歌手大都没什么名气，有的甚至只具备卡拉OK水准，但他们不惜花上几万块钱的制作费录上一首歌。
“条子演员”的出现与壮大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初，出现个把“条子演员”安排起来还比较方便，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他们各显其能，往春节晚会里钻。
春节晚会应该是囊括一年的文艺精品，聚集一年来人气最旺的人，来共同完成这台节目。但由于有这么多的人关注春节晚会，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条子来“支持”春节晚会，最多时候会有上百个“条子演员”。于是只好从这条子的分量上分出轻重和三六九等，按以前概率，每年的“条子演员”被拦在外面的大约占2／3，能上晚会的“条子演员”占整个演员的1／4。递来的条子，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必须办，哪个可以缓办，这些人的位置也非常重要，比如在舞台上靠前还是靠后，在零点以前还是零点以后，这都成了学问。一般春节晚会的准备期是4个月左右，前两个月是策划和准备期，进入第3个月以后，基本上导演、主创人员就开始围着条子转了，琢磨怎么把这些“条子演员”安排好，摆好这些演员也是衡量导演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那么，这些条子是从哪里来的？
春节晚会不仅是央视在除夕夜献给观众的一道电视大餐，同时也是央视大的攻关项目，是央视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以前人们总以为春节晚会是不干不行，是老百姓的一个需求，实际上它是两个需求，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央视自己的需求。
春节晚会前的若干次排练，每次都要招待很多人，包括与央视有关的职能部门，供电、供水、规划、交管……另外，它还要组织各种演出队，做热场演出，特别是语言类节目，要轧场子，试它的包袱，所以到各个部委去慰问演出，一方面是为了检验作品收看的反响，另外就是公关。
很多演员摸清了这个规律，所以借助春节晚会答谢职能部门这一层关系来把条子递过去，每年条子来自于各方面，有些就是跟央视工作、运作过程中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领导递的条子。
剧组在电视节目构架之前，先早早地设计出几个“筐”，把这些特殊演员装进去，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安排联唱和合唱，这就出现“以前李谷一一个人唱6首歌，现在6个人唱一首歌”的现象。
其实观众不喜欢一堆人唱一首歌，导演和主创班子也不喜欢。有些歌曲必须一个人唱，才能够易于流传。极个人化的歌曲非要一堆人去表现，个性就不明确了。但是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以近三年的晚会为例。2000年的合唱多达12个，一些明显是“因人设节目”。几个女歌手居然唱了一首老掉牙的少儿歌曲《找朋友》，而这一年并不是什么“国际儿童年”。2001年的合唱飙升到21个，几个莫名其妙的组合，如“青春美少女”、“动感男孩”、“梦幻想”，观众永远不知道他们唱过些什么。一首《西部放歌》，节目单上就写有13个人的名字，这还只是“主唱”，不包括“伴唱”。
惹上经济问题的导演赵安在有一年春节晚会后曾经给出这样一个数字：一共有歌曲45首，21首是唱完的，其中有4个歌舞组合，每个组合中至少有5个左右的联唱，演员一共有700多人。
想在春节晚会上拿出一首好作品实在是太难了。仅以歌曲为例，每年春节晚会会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作品几千首，今年收到的歌曲已经多达4000首。就中国目前歌坛每年创作的歌曲，一年下来加一起也没有一次提供给春节晚会的多。照理说应该能出来几首好歌，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首能让人记得住的歌曲，这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质量不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层层把关往往带来层层修改，有些作品往往翻来覆去地修改30多遍，包括相声和小品，改来改去，原来的味道没有了。
相声是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前，春节晚会上还能推出像《虎口余生》、《宇宙牌香烟》这样脍炙人口的段子，但近年来基本上推不出相声了，主要原因就是相声的社会负面影响问题无法解决。还有观众的包容度很差，听到不顺耳的话，便忍不住用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造成春节晚会主创班子都不愿意惹麻烦，从而回避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品。比如去年姜昆准备表演一个讽刺两面派的段子，讲的是一个村长面对央视爱心奉献团和焦点访谈采访组时的不同嘴脸，这是近年来难得的相声佳作，最终还是没能修改成功。连村长都不能讽刺了，相声还能讽刺什么呢？春节晚会，横竖都要应付，一个晚会，要想大家都满意，结果往往大家不满意。
正因为春节晚会推出一首好作品很难，所以一旦有好作品出现，就显得尤为珍贵，谁都想借助这个作品一炮而红。于是，一些因作品引发的争执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上春节晚会要舍得投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钱未必就能如愿也是正常的。年末的一则关于于文华经纪人讲述的陈年往事揭开了幕布一角。据报道称：于文华自己花了几万元准备的歌曲被硬性安排给郁钧剑合唱，而当时于文华敢怒而不敢言。随着赵安的离去，这件事被重新晾在阳光下。于文华的经纪人李年说：“这不是针对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春节联欢晚会，而是有记者找到他，说到这件事了，才提起《想起老妈妈》这事的。好几次想想觉得算了，谁知道郁钧剑对外说《想起老妈妈》是他的歌曲，并列为代表作。这首歌词曲花了两万五，做音乐部分花了两万五，拍音乐录像花了30多万元。”
更有“能力”的歌手侵占名气小一些歌手的歌也许不是春节晚会上的新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本来已经被一名男歌手买下版权，并希望通过春节晚会一炮走红，歌是走红了，但红的是陈红等歌手，并借此歌整整红了好几年。那个投入了几十万元资金，连响声都没听着的歌手从此销声匿迹。
由此看来，春节晚会是一台极端特殊的晚会，它不顾忌的东西很多，比如你的作品不错，你想上，那也不能便宜你，再给你安排三个人。你就得绝对服从，不服从你就下去。
自从陈佩斯、朱时茂与春节晚会打官司后，春节晚会让演员们签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被称为“卖身契”。它的最重要内容在于：演员同意中央台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中央台在各类节目、任何载体使用或改编此作品不需要征得演员同意也无须支付任何报酬。据说，演员的稿酬在1000元～6000元之间，而现在买一首歌，再拍成音乐录像最少需要十几万元。自从陈佩斯向春节晚会发难后，他彻底从这个舞台消失了。（《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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