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周先生 年龄：35岁 出生地：贵州 学历：大学本科 职业：电脑公司总经理
采访过程：采访周先生还算比较容易，他是本刊特约记者母校的校友，当年他的悲惨身世在母校很著名：出生于贵州穷山沟，2岁时母亲因为家里太穷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10岁的时候，父亲又因为一场恶性疟疾不治身亡，他成了一名孤儿。他是在全村人的照顾下，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又是全村人凑钱一直供他读到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来周先生作为成功人士一直被母校作为一种光荣。只是在上海求学工作十几年，周先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依然“顽固”地说着带有明显贵州口音的普通话。
“我从86年到上海来读大学到现在已经16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读书的时候穷，一来我没有路费，二来我回去吃住还得靠村里人，我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在村子里，没人富裕。90年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当时以为自己可以在这个大城市里大展拳脚，然后衣锦还乡，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找工作到处碰壁，直到1995年我在一家私营电脑公司做技术员，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位到上海考察的德国老板，他打算在上海寻找电脑公司作为他的德国软件的总代理。他非常赏识我，鼓励我单独干。就这样，他作为风险投资先投了一笔钱给我，让我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作为他的总代理。接着就是忙事业，每年过年过节都想回去，却没有时间。现在公司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在同行里也有了一点小名气，各方面都上了轨道，我想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
记者：是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层次，自我感觉才算得上是衣锦还乡？
“其实像我这样的孤儿，本来也谈不上家，在哪儿过年都是一样的。但是毕竟是家乡人把我养大的，我心里总希望能回报家乡。衣锦还乡的感觉当然还是有的，这也没什么不对，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去过年，当然希望自己风风光光，也让村里人觉得没白培养我。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这些年也有了几十万元的积蓄，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事，我们那个村到现在还是很穷。”
记者：打算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我已经和村里的领导通过好几次电话了，一是告诉他们我今年过年要回去，二是和他们商量这笔钱派什么用场。现在商量下来决定在村外修条路，先让交通方便起来。”
记者：村里人知道你过年回去一定很高兴吧？他们会搞个什么仪式欢迎你吗？
“高兴当然高兴，我回去为家乡做贡献嘛。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年养我的村里的几个长辈不知道是否还都健在。会不会搞仪式我不清楚，不过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不要搞，我是回去过年的，一搞就好像我是外人一样。这次回去我打算在村里给自己盖个小屋，我回家乡过年不能总住旅馆。”
受访人：丽莎 年龄：22岁 出生地：安徽 学历：初中 职业：××大酒店康乐部“公关”小姐
采访过程：三陪女是回家过年的大军中人数不少的一部分，为了采访她们，记者费尽周折。没办法，只能拐弯抹角，通过各种关系认识了一位有“大侠”之称的所谓“江湖人士”，在弄清记者的用意，也得到了记者关于不透露任何具体信息的保证后，当场打了一个电话从××大酒店召来了一位小姐，该大酒店有这种电话应召的“服务”，但打电话者必须是熟客。小姐姗姗而来，年轻漂亮，据“大侠”称此女颇具典型意义。因为有熟客在场，小姐倒也落落大方，有问必答。
记者：到上海多久了？
“我19岁就到了上海。已经三年了。”
记者：家里很困难吧？
不料丽莎一撇嘴，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家里并没穷得要我这个做女儿的出来挣钱养家。我们那个村本来就都不算穷，我们家更不能算穷。坏就坏在几年里，本来比我们家穷的都超过了我们家。逢年过节，搬新楼的，买摩托的，全靠那些人家的女儿在外面挣大钱。”
记者：村里的女孩都干你这行吗？
“都干我这行。算上我有七八个。都在上海、广州和深圳挣钱，‘孔雀（就是漂亮的鸡）东南飞’嘛。我出来之前，一过年，那些在外面挣钱的女孩们全回来了，个个浑身名牌，穿金戴银，涂脂抹粉，手里除了拎一个黑色的拷克箱，什么都不带。那黑色拷克箱里装的就是钱，钱多钱少，反正过年的时候，看谁家的排场大，谁家的女儿就挣的钱多。”
记者：村里人都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吗？
“谁都知道她们挣的是什么钱。她们也不隐瞒，过年凑在一起，聊起酒店、夜总会和男人来还要互相比呢。这年头，穷才遭人耻笑，有钱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根本没人管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村里的一个在深圳的小姐妹的妈就说，自古笑贫不笑娼，在家呆着受穷不如出门去挣钱。女人嘛，结婚也是靠男人，还不是都一样。”
记者：那你出来的时候就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了？父母知道吗？
“我就是被我爸妈烦出来的。他们看着人家女儿挣钱回来心里不舒服，我只能在家帮着割割猪草、做做饭，不会给这个家创造什么财富，到时候还要带走一份嫁妆。从16岁开始，每年过年我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那些女孩一回来，父母就在我耳边唠叨，说我没出息，是赔钱货，白养了我。我被烦得受不了，就跟着在上海挣钱的初中同学到了上海。一开始心里总有点害怕，觉得不光彩。班是上了，但还守着最后一道防线。可要清高就挣不到钱，干这行没男人‘支持’，饭都吃不饱。平生的第一次是一位台湾老板看上了我，开价是10000元，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梦见过能有这么多钱。思想斗争了半天，那个初中同学劝我那人年龄不大，长得也还过得去，说不定以后能长包我。我就答应了他。到现在他还是我的固定客人之一。有了第一次，以后也就想通了。说起来，我在村里就有‘一枝花’的美称，只要我肯干，挣钱很容易。跟一个也是跟，跟几个也是跟，客人多钱就挣得多。”
记者：过年打算回家吗？
“当然回家。爸妈等着我拿钱回去。再说一年做到头，总也要让我休息休息吧。现在回去感觉就是不一样，有了钱谁都巴结你。我在上海巴结人家，伺候人家，辛辛苦苦挣钱。回去就是要让他们巴结我，伺候我，围着我转。要不挣钱干吗？”
记者：你回去是不是也会像村里别的女孩一样打扮，也拎个装钱的拷克箱？
“不会，她们没品位，我喜欢清纯一点，平时没这种机会。再说也不安全，现在黑道上都知道那种打扮的人就是干我们这行的，回家过年都带着钱，专抢我们，黑吃黑。回去之前我把钱先汇回去，身上不带什么钱。”
记者：酒店里别的小姐是不是都是外地的？过年都回家吗？
“我在酒店里的同行姐妹都是外来妹，但是过年回家的不多，过年是挣大钱的时候，客人多，尤其留在上海的港澳台人士和外国人多，都是有钱的客人。”
记者：不能一辈子这样吧，上了年纪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吧，不知道，没想过。”
丽莎还是挺配合的，一脸的无所谓，说到回家过年还有点得意，看来挣得不少。临走的时候出场费照要不误，说是不能让自己倒贴。
受访人：夏联忠 年龄：36岁 出生地：吉林 学历：大学本科 职业：中学历史教师
采访过程：夏联忠老师是记者朋友的太太的同事。因为夏老师几乎每年回家乡过年前半个月都要跑到记者的朋友家里去借钱，一般总是二三千元。朋友说夏老师的过年债主不止他们一家，学校里好几位老师都借钱给他。提起夏老师借钱过年，朋友总是说他可怜。于是由朋友的太太陪着，记者跑到学校里找到了夏老师。一提这个话题，夏老师的脸“腾”地就红了，沉默了半天才开口：
“每年过年没钱：借了钱硬着头皮回去，那感觉就像杨白劳一样，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记者：您家乡在哪里？干吗要借钱回去过年？
“我和我妻子都是吉林人，都在这所学校里做教师，她教政治，我教历史。我们俩在上海也算是社会底层的，收入不高，靠两个人精打细算，把个家撑起来，到现在孩子都10岁了，我们住的还是当年学校分的13个平米的房子。学校也不是什么重点中学，能维持下去就不错了，且我们俩教的都算是副课，不像别人教语文、数学、英语的，还能在业余时间开开辅导班挣点外快。平时手头就很紧。家乡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都以为我们在上海就一定很有钱，好像上海就没有没钱的人一样。一到过年，她的爹妈兄弟姐妹、我的爹妈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地来电话，让我们回家过年。要说我们也想回家过年，在上海也没个亲人。问题是花不起这个过年的钱，别说坐飞机，就是坐火车三个人加起来来回就得3000元。回了家能不准备礼物吗？礼物轻了还拿不出手，有一年她娘家妹妹当场就抢白我：‘哟，大上海来的，就买这毛衣，咱们这儿都没人穿了。’两家人得一碗水端平，有我爹妈的就不能缺她爹妈的，过年都互相走动，一偏心就闹矛盾。自家人也得一碗水端平，都不能吃亏。前年回家过年，我哥开口要件羽绒衣，花了六百多元给买了。转眼妹妹不高兴了，说是我们没把她当亲人，没办法，又花六百多元也给她买了一件，才算过了关。除了至亲，还有一群七拐八弯的族亲，谁都不能遗漏，要不爹妈脸上没面子，当场就不高兴。除了礼物，还得准备现金，两家的侄子外甥一大群，压岁钱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除此之外，还要准备一笔备用金，弄不好谁家办个喜事，谁家跑来哭穷，双方爹妈还要请个客。两边老人就像有了默契一样，认准了我们在上海挣大钱，过年的开销全冲着我们。去年我爹让我花钱在走之前摆几桌请请村里的干部，我跟我爹说其实我们没钱，他立马就不高兴了，说是培养我读了大学就忘了本了。”
记者：不能隔几年回去一次吗？为什么要年年这么回去呢？
“我们当然有过这种想法，可一说不回去，两家都不答应，两边的妈都在电话里哭，好像我们不回去这年就过不成了似的。其实回家过年主要是多看看四位老人，都七老八十的了，看一眼少一眼，何况平时我们也不在身边，照顾不到，要说连过年都不回去看看他们也实在说不过去。钱花在老人身上也不心疼，别的开销实在太大了。负担不了。”
记者：那今年还是打算回去了？
“家乡来电话说是大侄儿在大年初一娶媳妇，我这个在大上海的亲叔叔说什么都得到场，是给夫家挣脸的重要砝码。当然是缺不了一份厚礼的。送多少我还要去打听一下行情，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行情年年看涨，连压岁钱都涨了。”
记者：那今年还得借钱？
夏老师的脸又红了：“不借怎么办呢？这年是一年比一年难过。”
（《采风》2003年第2期 王平、巴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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