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节前夕，一封举报信悄悄地送到苏州市纪委，举报涉及金额不过万余元，一起普普通通的法官受贿案，对象是吴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费明。谁都没想到，这封举报信犹如一个导火索，先引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牵连苏州律师界，最终震动了整个苏州司法界。虽然费明现在已在狱中服刑，他所引发的这场地震余波至今仍在，谈到法官受贿、谈到律师行贿，苏州司法界的人士深感忧虑。
按照市纪委的说法，费明案是个“意外收获”，他们最初所掌握的材料不过受贿万元，而费明供述的内容着实把他们都“吓”了一跳，他不仅牵出了自己在苏州中院任民庭庭长时的受贿内情，还带出了另外7位行贿律师，其中不乏当地“大牌名角”。
费明的五十寿辰看来要在监狱中度过了，剩下一个下岗的老婆和据说“脑子不太好”的女儿在外孤孤单单。大墙内，费明要为他曾经的风光付出8年代价。
费明，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的军人家庭，小学和初中在上海度过，当过兵、进过工厂、支援过海南。1979年进入苏州市中院，到犯事时，在法院系统整整呆了22年。中院的法官和当地律师反映，费明挺聪明的，业务能力也强，是个人才。
1994年，费明终于坐上了中院民庭庭长的位子，同时还是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可谓权重一时。苏州是个外向型经济较突出的城市，各种投资开发集中，纠纷自然少不了，尤其是涉及房地产的案件标的额都很大，中院民庭庭长的位子在这些商人的眼里，无异是个财神。
恰好，费明也喜欢结交朋友，律师、公司老总都是朋友，大家一块儿吃吃喝喝、唱歌跳舞，经常出入于娱乐场所。费明自己长得不错，而且还很要面子，嫌老婆“寒碜”带不出去。传闻说，有个女律师曾经主动投怀送抱，二人双双出入各种场合，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女律师向人抱怨承受不了费明的巨额开销，二人这才分手。当然，这位女律师自然已是受益匪浅了。
2001年2月，费明到了富甲一方的吴江市做院长，能够独当一面之后，费明就更加嚣张了。在就职讲演上，他信誓旦旦的样子还让底下的法官们感觉“肃然起敬”，一位曾经跟过他的司机一语道破天机，用不了一个月，你们就会知道费院长的作风。果不其然，费院长刚到地方上就“广交朋友”，明目张胆地进出吴江各类娱乐场所，到下面一去就是三四天，没有人知道他住什么地方，办什么案子。关于费院长个人生活的各种传闻四起。
费明上任吴江市法院院长刚满一年，2002年2月2日，就被吴江市纪委叫去“谈话”，4天后因涉嫌受贿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10号——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费明被逮捕了。
同年10月，苏州市金阊区法院判处费明有期徒刑8年。
从苏州市金阊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受贿事实看，费明受贿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有案之贿赂，一为平日的情感投资。前者，费明供认不讳；对于后者，费明有话要说。
被法院认定为受贿的“情感投资”有三起，特点都是趁着费明有需要，朋友们主动提供“无私”帮忙，而且最重要的是行贿人此时并没有案子要费明帮忙。1998年6、7月间，费明搬新家不久，金??律师主动送来红木餐桌椅一套，价值人民币9000元；同年7月，费明准备赴美考察，樊??律师及时送来美金1000元，折合人民币8279.70元；2001年3月，吴江某厂厂长周??借口费明手机太旧，送上三星A188型手机一部，价值人民币4350元。
还有一件行贿，表面上看与案子有关，其实不然。1997年9月，商人陈×的弟媳有件案子在沧浪区法院，涉案标的不到4万元，陈?因此找到费明，在聊天时，费谈起自己买房子还缺5万块，随即陈?送来了5万元。一年后，沧浪区法院判陈?弟媳赔2万余元。为了2万，行贿5万，显然不合情理。陈?乃苏州一商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费明辩称，陈?送钱时并没有托我什么事，他弟媳的案子在沧浪区法院，我没有去打招呼，事后案件也没有上诉到中院民庭，不能认定为受贿。辩护人提出，费明和陈?早就相识，而且关系不错，朋友买房缺钱，提供援手也是人之常情。
费明说，同样的，樊??送1000美金时，也没有案子在中院，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也算不上受贿罪。
吴江的周厂长回答得再明确不过了，送手机给费明“主要是拉拉关系，厂里万一有纠纷，也可以请费明出出面、帮帮忙。如果出了事，再去找费明，送礼给他，就不太好了，所以先送只手机给他，拉好关系，为今后打基础”。
而这一点，费明本人也很清楚。当问到樊律师为何送美金给他时，费明称樊“希望将来在案件上得到帮助，这只是其个人的主观想法”。
有来有往才是真的交往，谁都不傻，有来无往的亏本生意没人做。对于手中有权的人、更要时刻提醒自己，“君子之交淡如水”。起于财色之交，终将毁于财色。
费明的辩护人丁晓农律师是苏州律师界资历最深的大姐，她干了22年律师，素以“耿直”闻名，做过司法局分管律师的副局长，与公检法系统的很多领导都是老同学。她对苏州的司法界了如指掌。
关于费明的案子，丁律师本不愿多谈，“一谈就要生气”。这么多律师被牵扯进去，而且不乏各所的主任，不乏律协的管理层，如今他们的大名被写上了判决书，这是苏州律师界的奇耻大辱。丁律师说，她经常能在公交车、广场等公众场合听见老百姓骂律师黑。每听到一次，她就心痛一次，甚至萌生退意，不要做律师了。
丁律师是1979年入的行。她回忆说，80年代的律师工作认真、作风正派，大家虽然挣钱不多，但都是挺起胸膛做人，和法官、当事人清清白白。回想起来，那真是他们的黄金岁月。
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一些“脑子活”的律师也跟着变了。他们不再为搜集案件证据、法律分析推理操心了，更多的时间用在社交，周旋于老板和法官之间，成了粘合剂。而正是这些如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律师，活儿轻松了、案子多了、腰包鼓了，令新入行的年轻人艳羡不已。
丁律师自己有家律师事务所，因为她的“不合时宜”，所里的年轻人私下里常抱怨发不了财，想玩一些小门道都被看得死死的。她担心，自己能看得了几个？能看得了多久？
费明案发时，正好有一帮律师酝酿着要选明星律师，他们推举出的名单与判决书的黑名单颇多吻合，这个结果使得丁律师哭笑不得。如今，律师优秀与否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资产，就是他的长袖善舞，哪怕有的所里连起码的案件存档都没有。
一次费明拿着一叠餐饮的发票想在丁律师所里报销，丁说，这些都是别人请你的吧，你看报销合适吗？费明只好又把发票拿回去了。等到丁律师再在看守所里见到费明时，费明首先就是感谢她的那次拒绝，他说，当初要是多一些人拒绝他，少一些人诱惑他，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把原因找在别人身上，真是奇怪的逻辑。
在大牢中的费明清醒了，而苏州城里的这些律师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这股浮躁之气什么时候能刹住？丁律师也很茫然，她只是说，她经常气馁，想着想着就有要哭的冲动。
受费明案震动最大的莫过于苏州的法官们。
在谈到费明案的外部环境时，他们对法官现在的待遇颇有微词。他们说，在苏州市，法院中层干部一个月收入才2000元多一点，而他们每个人平均每年要办100多件案子，最多的法官一年自办和协办300多件案件，收入和付出的辛劳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比例是参照律师收入而言。
在他们看来，自己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律师，收入却远不及律师，心理难以平衡。也许正是有了这种心态，在拿律师钱的时候，甚至有几分“理直气壮”。所以，连一个年年都评上中院优秀法官、外号“薛革命”的老法官薛荣林，这次也落下了马。
说起来，“薛革命”与费明案还有牵连。1999年3月，一起拖欠工程款纠纷案起诉至苏州中院，仲??律师希望此案由“薛革命”审理，便送了时任民庭庭长费明1万元人民币。案件果然到了“薛革命”那里，仲??又送给“薛革命”1万元，薛将这1万元放在办公室里，不知什么原因，既没带回家，又没退成，直到案发。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薛革命”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
也就是这1万元，“薛革命”晚节不保，因受贿被判缓刑一年。
苏州的一位资深律师说，“薛革命”之所以落马，是因为他根本不会走钢丝，却偏想试一试，结果一试就下来了。其实，会走钢丝的大有人在。这位律师手头上就有一份判决理由颇为牵强的判决书，律师指着在最后落款的法官名字说，这位就擅长走钢丝，光看判决书我就猜到了肯定是他判的。
除了法官和律师，当事人也是受贿案中的一个主角，甚至有时是直接推动力。
在苏州，记者采访一位律师时，亲眼看到当事人前后判若两人的表演，令人咋舌，让人悲哀。
当记者和这位当事人聊到费明案子时，这位陆先生义愤填膺地大骂费明这些黑法官：“都像费明这种法官，老百姓的官司怎么打？给钱就能打赢官司，我们还能到哪里说理去！”不多会儿，轮到陆先生向律师讨论案子了，他笑嘻嘻地问律师和主审法官熟不熟，怎么样能约到主审法官出来吃个饭，交个朋友。当律师拒绝了他的请求后，他还是反复地磨律师，一定要帮帮忙，想个法子接近法官。
记者诧异为何他前后变化这么大，陆先生说：“唉，你不知道。你不找，别人也会找的。与其让别人玩手段，不如自己先下手，再不济也能求个公正审判。这叫花小钱，赚大钱。”
这位林律师介绍，有这种心态的当事人不在少数。一般来说，当事人目的就是打赢官司，至于用什么手段无所谓。
林律师说，有时候是当事人给律师施压，你必须给我找到法官，必须把钱送到，否则我就不找你打官司。和法官熟，而且又愿意利用这种关系的律师，门庭若市。与其说当事人看上的是律师的能力，不如说他们看中的是接近法官的桥梁。由此派生出了一批“三包律师”：包胜诉、包放人、包无罪；“三陪律师”：陪酒、陪赌、陪开心。这些人不见得对法律有多精通，有的可能还是黑律师，却能够很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专办关系案、人情案。
苏州法官受贿案随着费明的锒铛入狱，画上了句号。
而供“费明们”生长的土壤在各个城市都不缺乏，费明的故事在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在上演着，只是变了时空，换了容颜。
翻查资料时果然发现，去年以来，广东省某市检察机关就查处了一批律师行贿法官的案件，涉案律师有23人，涉及到省属、市属等18家律师事务所。
要想彻底杜绝“费明案”，必须要铲除其赖以存在的土壤——被挤压扭曲了的法治环境。这需要完善律师管理制度，需要监督法官依法审判，需要塑造公平的法治文化……
吴江市法院院长费明和7个律师之间长期存在贿赂关系表明，本应成为制约、平衡关系的法官和律师，却成了一种结结实实的地下“同盟”，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这种现象恐怕全世界都罕见。其中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审判制度中存在着弊端，律师的执业权益没有保障，本应依法发挥的重要制衡作用，在许多的审理过程中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了。中国律师的这种尴尬处境，逼得这群高素质的人不再坐下去钻研法条，而是积极地贴近法官，“勾兑”法律，甚至充当行贿的桥梁……真是莫大的悲哀！ 苏州的“费明现象”进一步说明，加快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十六大报告指出：“按着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 一位法学家说过：“法律的历史表明，没有职业律师阶层就不可能存在法治。”但愿中国的老百姓能早日认可这个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