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受贿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坎儿，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龄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坎儿上，38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59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如果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中。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梁木生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车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说，时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而闫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设”的机会，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家不少的“家务事”，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闫从西藏返京，王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事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书角色的含义就变得很晦涩了。”学者关钟叔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关钟叔在观察几起“秘书腐败案”时指出，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也就是说，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能够帮助领导疏通与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而秘书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同一官系中的秘书往往相互之间私交很深。”
“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领导科学》2002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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