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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做满一届台北市文化局长的著名作家龙应台辞官回归作家本色。
1999年8月，龙应台突然在德国的家中见到万里求将的马英九。盛情之下，她应允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一时，台北政坛文坛轰动。作家李敖更是预测她上任不及3个月就会拂袖而去。不少文化人对龙应台担任文化局长是“既恐惧，又期待”，甚至猜测她通不过官场的“考验”。
3年多来，龙应台每天工作16小时，带着文化局150个同仁，打造台北“国际文化都市”，使台北文化土壤日见丰厚。
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如今，四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文人可以坚‘忍’不拔，可破可立，可以言行一致，可以经得起权力的考验。”从书斋走到官场，再从官场回归书斋，龙应台借用苏东坡的“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形容这种角色的转换。
一如她文风的犀利，龙应台当局长的风格也十分具有个性。她第一次到“议会”接受质询就和“议员”们杠上了，口角起来，而且被扣上污蔑“议员”的帽子。若是作家龙应台也许早就火了，大笔一挥，犀利的文章就出手了。但是，已经决定封笔3年做单纯的“文化局长”的龙应台这次居然一反常态地道了歉。
龙应台更善于以软性的手法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去年台北市“议会”审议文化局预算，“议员”姗姗来迟。龙应台突发奇想，请来台北市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以等候迟到的“议员”——透过弦外之音，表达她的抗议。
谈到从政体验对今后写作的影响，龙应台说，以前写文章是看到一个钟表的表面，而这3年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拆下了钟表后面的壳，看到了钟表的内部构造，看到了每一个齿轮是如何衔接的，大大小小的齿轮是如何走的。有这种经历后再来写文章，会有很多的不同。（《钱江晚报》200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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