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问题曾是历代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的统治，历代统治阶级都试图通过改革农村税赋来减轻农民负担。但由于出发点不同，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税赋重的问题，反而形成愈改愈重的怪圈。如何走出这一历史的“怪圈”，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深感困惑的一个难题。
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是研究农村税赋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总结了唐朝以来的农民税赋情况。他认为：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到了明朝和清朝，每一次税赋改革都如此进行。
就这样，黄宗羲揭示了一个历史现象，即：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后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的变动几起几落。在国家明令减轻农民负担后，短时间内会出现农民负担下降的局面，但很快又会出现反弹。进入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当前，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根源在于：
1.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是农民负担不断膨胀的原动力。由于乡镇政府还承担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任务，这些任务往往与农民的利益相冲突，执行起来便遭到农民的抵制。乡镇政府为完成任务只好增加工作人员，导致农村地方政府的机构、人员不断膨胀，维持其运转的费用也越来越高，这笔沉重的支出便只有向农民去征收。
2.农村税外收费缺乏有效约束机制，是农民负担沉重的催化剂。长期以来，农业税实行“轻税政策”的结果，使广大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支出入不敷出，只能采取税外收费的形式加以弥补。
3.农村财政分配体制混乱，导致农村基层政府及村民自治组织，往往是有事权而无财权。无钱办事，只好向农民伸手。
4.农村政府行为不规范，部门利益膨胀，多方伸手，损害农民利益。如农村少数基层干部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超出本地财力，大兴土木；一些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巧立名目，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向农民伸手；为了达到上级部门强行下达“达标升级”指标，只得向农民强行收费；部分乡村干部腐败，千方百计找“点子”向农民乱收费。
5.平均分摊的农村公共支出筹集制度，使一部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问题更加突出。如“三提五统”的“高压线”是不超过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由于这是以乡或村为单位计算的，低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那部分农户的负担，就有可能超过这个“高压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要解决农民负担沉重问题，一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二是要大力精简农村政府机构，釜底抽薪，切断农民负担激增的根源。三是改革、理顺农村分配关系。四是减少农民的各种税外负担。五是在制定农村税费政策、措施时，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特点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中国财经报》200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