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月19日，曹士贞都会拿出一张发黄的纸片端详再三。这张小纸片是天津解放的第四天，一位解放军干部给她留下的借据。
1949年，曹士贞带着大女儿住在英租界19号路曹家公馆（今河北路天津34中学）。天津刚解放，军管会和天津市委要办政治干部训练班，找房子时，看中了曹家公馆。训练班进驻后，没有办公用具，学员们听课的桌椅也没有。曹士贞便主动提出，把自家的家具无偿提供给训练班。
当时，训练班的负责人同意暂时征用这些家具，并开具了借条。曹士贞回忆说：“那些家具都是好木好料，桌子椅子柜子床架，一色儿的紫檀、花梨，有的镶着象牙、玉石。还有石桌石凳，上好的大理石料。放在今天，可值不少钱。”
记者仔细看着借据上开列的物件清单，共有桌、椅、床、柜等34项，计124件。落款处是朱红印章“天津市政治训练班”。
50多年了，家庭分分合合，几次搬迁新址，什么都可以扔了，但这张借据却完好无损地珍藏到现在。
在曹士贞心里，这张借据是她的“保护神”。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历次政治运动中，曹士贞这样的出身理所当然地成为斗争对象。所幸的是，这份借据证明她在天津解放时曾经为党和政府做出过贡献。因而在“运动”中没有为难她，她也得以平安活到今天。
曹士贞说，她一直想见见当年那个解放军干部石静同志。那年他也就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听口音像是河北一带的人。曹士贞说：“我留着这份借据，可没想要追回家财的意思。我是想没准儿有一天真能找到石静同志，一来让他给咱证明一下，我是个嘛样的人。我在解放军进城时为国家做过贡献。二来是想感谢这个石同志，要没有这个借据，我大概早被整死了。”她说，“这是我的心病。怎么着死之前也想见见这个石静同志。”
曹士贞说她的第二个心愿就是要告诉海外的亲戚们她还活着，念在血脉同根，希望他们能回国走动走动，回天津投资，也算是为家乡做贡献了吧。（《今晚报》200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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